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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川小学历史名人清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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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是当代著名作家樊川小学历史名人清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万松浦书院创办者，十一届山东省政协常委。1975年至今出版《古船》《你在高原》等影响当代文坛樊川小学历史名人清廉的长篇小说21部；2020年出版《张炜文集》50卷；作品获茅盾文学奖等多项荣誉，被译为英、日、法、韩、德等数十种文字。文学作品外，张炜还出版了《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等诗学研究专著，从作家的视角解读古代诗人。自今日起，《联合日报》、“山东政协”微信公众号特开设“万松浦课诗”专栏，推出张炜研究杜牧、李商隐、王维等唐代诗人的新作，以飨读者。

□张炜

杜牧出身于唐朝豪门大族，其家世之显赫，在历代诗人中都是不多见的，可谓“一门朱紫，世代公卿”。他的祖上曾是上层统治人物，魏晋以来就世代为官。十六世祖杜预是晋代的镇南大将军、当阳侯，曾祖杜希望文武双全，清廉自守，深受唐玄宗器重，历任鸿胪卿、恒州刺史、西河太守。他骁勇善战，斩敌千余，令吐蕃畏惧。王维在《故西河郡杜太守挽歌三首·一》中做过如此描述：“天上去西征，云中护北平。生擒白马将，连破黑雕城。”杜希望还特别爱重文学，唐朝著名诗人崔颢便出其门下。祖父杜佑官至宰相，封岐国公，历经德宗、顺宗、宪宗三朝，高居相位达十年之久，是一个在中唐时期有极大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曾经撰有《通典》二百卷。杜牧的两个伯父分别官至司农少卿和桂管观察使，其父杜从郁官至驾部员外郎。杜牧从兄杜悰迎娶了宪宗爱女岐阳公主，后来官至宰相，封邠国公。

杜牧对自己的家世是十分自豪的，在诗中写道：“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他最愿炫耀的还是自己家族的诗书文脉：“上都有旧第，唯书万卷，终南山下有旧庐，颇有水树。”（《上知己文章启》）文中谈到的旧第，实际上是一座位于长安城中央的豪华相府，而杜家在长安城南还有一处樊川别墅，那是一方规模宏大的宰相园林，“亭馆林池，为城南之最。”（《旧唐书·杜佑传》）

杜牧出生时爷爷仍为宰相。他的父亲杜从郁曾任左拾遗、秘书丞、驾部员外郎等职。当时文坛上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等人正值壮年，以他们为代表的一些文化人物振作中唐文气，开启一代新风。此时的中唐朝局距离“安史之乱”已过去五十多年，正陷入藩镇割据跋扈、宦官专权擅政的混乱衰败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正直士人需要经受巨大的考验。朝堂之上清正廉洁的官吏处于一种不安与坎坷之中，需要小心谨慎地面对纷乱党争和宦竖干政，在夹缝中生活，想要有所作为就要冒极大风险。他们或者隐忍退让，委曲求全；或者抒写豪志，激烈抗争，被贬谪流放，甚至处死。在中晚唐的政治舞台上各色人物争相表演，当权人物像走马灯一样轮替更换，真正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剧烈的朝廷斗争延续了许多年，波及到很多仕人，当时一些重要的文化人物都自觉不自觉地被卷入。如柳宗元、刘禹锡等所参与的顺宗朝的“永贞革新”，短短一百多天便以失败告终，柳、刘二人分别被贬逐偏远的永州和朗州做司马，才三十出头正值盛年。刘禹锡在外度过了二十三年的逐臣生涯，五十五岁才被朝廷召回，任职东都尚书省。而柳宗元年仅四十七岁便病逝于贬地岭南柳州。再后来的李商隐即便官职低微，远离权力中心，也成为牛李党争的牺牲品。这些人有的抑郁蹇困，一生不展；有的到了晚年才稍有缓解，其不平之气只有在文字中得以抒发。这个时期留下的斑驳诗文，成为中晚唐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而这些代表人物，更值得书写与记录。

杜牧在祖父和父亲的荫护下，度过了十年美好时光，拥有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极为丰富的少年时代。这对他的一生至关重要，无论对其诗风还是人生道路，都有决定性的作用。像他的祖父杜佑这样的人物，其影响之大可以想象。“子弟皆奉朝请，贵盛为一时冠。”（《新唐书·杜佑传》）这样一个家世显赫的豪门子弟，其生活环境对于成长而言当有两方面的意义：良性的一面是深受传统书香的熏陶，可以近距离接触上层生活，凭高望远，视野开阔；不利之处是与底层生活有所隔离，缺乏另一类更常态也是更广泛的体验。心性开敞明朗却也相对脆弱，较少更深切的生存体味和社会认知。任何人的少年时段对于人生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这个时期决定了他看问题的角度、立场，以及对事物的判断力。与一般人相比，杜牧显然会有很大的不同。他的视点会不自觉地抬高，对显而易见的社会与人性层面，有时也会产生一些盲角。当然，这一切在后期仍然还有弥补的机会，但这既需要时间，也会有始终难以补救的部分。

生存知识、社会知识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对于上层人物及庙堂生活，这让一般人感到陌生的诸多物事，在杜牧这里应该是熟悉的。其性格与诗风中的某些成分，将由少年时代的生存环境所决定。比如他一生中常有一种爽直脆落、舒畅赏快的特性，喜游艺，重声色；他的心志之高，情趣之雅，或昂扬或沮丧，交替之频繁，好像都比一般人为重。他的书面知识，比如所接受的教育，在当时是第一流的。所以仅就书面文章而言，就此出发所达成的事物，在他来说就相对容易许多。应取功名、激扬诗文，这些都是他的优势。而一旦踏上仕途，在社会上与多个层面多种角度产生摩擦和碰撞，需要经受人生磨砺，需要坚韧奋斗，需要在政治的漩涡中拼争搏击，这时候很可能就会显出他的贫弱。后来他果然遇到了始料不及的艰困之境：“某入仕十五年间，凡四年在京，其间卧疾乞假，复居其半。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往往闭户便经旬日，吊庆参请，多亦废阙。至于俯仰进趋，随意所在，希时徇势，不能逐人。是以官途之间，比之辈流，亦多困踬。自顾自念，守道不病，独处思省，亦不自悔。”（《上李中丞书》）这些话是他真实的心理反应，也是一段时期艰困窘境的写照。因为祖上的光耀不可能一直伴随他，那是有利的、也是有限的相助。他需要清晰这一点，需要适应失去护佑的时段，需要好好设计自己的人生道路。

仅就诗的气象来说，明快绮丽、英爽挺拔是其主要质地。他一生崇尚杜甫，老杜沉郁顿挫的风格令他着迷和向往，但那是一种经过苦难煎熬而来的沉痛与悲绝，那种苍凉的生命底色不是简单的学习便可以取得。在诗歌风貌上，老杜与小杜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的。小杜还有许多诗章之外的文字，它们意气盎然，果决率真，特别是对上的状与表、进言与策略，具有非凡的气度与格局，有一种自家人说话的急切和直接。“某纵不得效用，但于一官一局，筐箧簿书之间，活妻子而老身命，作为歌诗，称道仁圣天子之所为治，则为有余，能不自慰？”（《与人论谏书》）所以尽管他的仕途不畅，心情抑郁，心志还时有昂扬。这些都让我们联想到他的出身，想到血脉的力量，他的自我认同和归属感是明显的，自青年时代就处于一种“无位而谋”的状态。

他二十多岁就写出了《阿房宫赋》《上昭义刘司徒书》，前者希望敬宗以史为鉴，后者是劝说节度使刘悟为朝廷分忧，讨伐河朔三镇，不要居功自傲。刘悟其人非常蛮横，目无朝廷，年青的杜牧竟然在文中向他发出警告，列举“大唐二百年”间诸多叛逆者的悲惨下场：“阵刺死、帐下死、围悉死、伏剑死、斩死、绞死，大者三岁，小或一日，已至于尽死。”在文章末尾，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伏惟十二圣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校恶灭逆，复何一切焉。此乃尽将军所识，复何云云，小人无位而谋，当死罪。某恐惧再拜。”心之切、胆之大、言之豪，令人惊讶。那篇著名的《罪言》写于他正式入仕之前，所言都是国家大事。所谓“罪言”，因为唐代官制不得超越职位言事，杜牧时任淮南节度使幕府掌书记，作为地方幕僚，如此策陈国事是无名的，所以自谓“有罪”。总之，可见其心气之高，非一般人物。他的锐气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折损。

仕途的曲折与崎岖，刚刚在年轻的杜牧脚下铺开，他将有警醒和觉悟的一天，只是终其一生也难以彻底改变。在遥远漫长的人生旅途上，他要经历诸多不同的风景，这当然有利于整个人格的确立和诗章的成熟。他自少年时代所养成的骄矜、疏阔和自傲的性格，将在不同环境下进一步演化，得到另一种酿造和配置。这对他虽然有点过于繁复和沉重，但未必是一件坏事。没有这一路的遭逢，就没有后来我们所看到的杜牧。原来所谓晚唐“小李杜”之“杜”不是偶然产生的，无可比拟的先天才华、青少年时代钟鸣鼎食之家的哺育、后来波诡云谲的人生经历等，这一切成就了他，确立了他。

这是一位从“万卷书满堂”的宰相府邸潇洒走出的英俊青年，一开口就歌声嘹亮，气冲霄汉，如此丰神秀朗，如此先声夺人。直到晚年羸弱之时，人们也不曾忘记他的出身，不会忘记他来自何处。那逐渐孱弱的生命气息之下，仍然透出一丝往昔的豪华与骄傲。

本期编辑：上官小麦

【来源：山东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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