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史》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月

页数：5212

装帧：平装

内容简介

点校本《新元史》上海宏教学院自考，包括《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上海宏教学院自考，并附《新元史考证》五十八卷。作者柯劭忞（1848—1933），在小学、经学、史学、词章上具有造诣。《新元史》为纪传体史书，全书结构与《元史》基本相同，也分为纪、表、志、传四部分，但对《元史》有不少增补订正，对上海宏教学院自考了解元代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人物、制度等有广泛的参考价值。《考证》记录上海宏教学院自考了作者在写作《新元史》过程中所作的考证及引据出处。民国期间，政府仿照《唐书》《五代史》新旧并存的先例，下令将《新元史》列为正史。柯氏为撰写此书，曾翻检过多达八千卷的《永乐大典》，并广泛参考西方史料和清代钱大昕以来各家研究《元史》的成果。总体而言，《新元史》体例较为严谨，采择文献丰富，无愧为正史之一。

《新元史》主要的版本有三个。第一个是完成于1917年的铅排本。铅排本之后，又有木刻本，即退耕堂本。该本由徐世昌资助刻印，退耕堂为徐世昌的斋名和刻书处。退耕堂本后又有庚午重订本。每次重出，柯劭忞都有所修改，以庚午重订本最为完善。

此次整理，以庚午重订本为底本，“退耕堂开雕”初刻本为校本，参校以《元史》、《续文献通考》（王圻）、元人碑传、文集等，遇有异同之处，凡可判定为《新元史》明显讹误者，适当改字出校，余以异同校列之，或不出校勘记，以尽量保持《新元史》原著面貌。

《新元史》在18年3月已出版过精装版，此次改为平装出版，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完善了目录，在列传部分增加了次级目录，标示出列传传主出现的页码，方便检索。二是订正了精装版中的一些文字、标点错误。三是增补了少量校记。

作者简介

柯劭忞（1848—1933），字凤荪，又字凤笙，别号蓼园，山东胶州人。近代著名学者。清同治九年举人，光绪十二年进士，曾任翰林院日讲起居注。宣统二年选为资政院议员，出任山东宣慰使，兼督办山东团练大臣。民国三年，选为参政院参政、约法会议议员，均辞未就。任清史馆总纂，又代理馆长，纂修《清史稿》，总阅全书。《新元史》则是柯氏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张京华，北京人，1983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毕业，1993年任北京大学副教授，现为湖南科技学院教授，国学院院长，兼任湖南省濂溪学研究会会长。出版有《燕赵文化》《庄子哲学辨析》《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晚周诸子学研究》等著作，发表论文200余篇。

黄曙辉，出版人，曾主持华宝斋出版工作。现任上海归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裁。个人出版古籍整理五十余部。主持《历代文史要籍注释选刊》《六零学人文集》《日本汉文著作丛书》《普陀山佛学丛书》等大型丛书，现从事《寰宇文献》与《百川学海》两套巨型丛书的编纂与运营。

目录

出版前言

整理前言

新元史序/徐世昌

大总统令

教育部呈文

新元史卷之一 本纪第一 序纪

新元史卷之二 本纪第二 太祖上

……

新元史卷之二十六 本纪第二十六 惠宗四 昭宗

新元史卷之二十七 表第一 宗室世表

……

新元史卷之三十三 表第七 行省宰相年表下

新元史卷之三十四 志第一 历志一

……

新元史卷之一百三 志第七十 刑法志下

新元史卷之一百四 列传第一 后妃

……

新元史卷之二百五十七 列传第一百五十四 外国九

《新元史考证》整理说明

考证一

……

考证五十八

整理前言（节选）

一

《新元史》共二百五十七卷。其中本紀二十六卷，表七卷，志七十卷，列傳一百五十四卷。書成，由教育部呈送大總統，由大總統頒令，“准仿照《新唐書》、《新五代史》前例，一併列入正史”。故而雖非史館所出，但體制上仍爲奉敕欽定傳統，比同天子王官之書。其後即與《清史稿》一同增入正史“二十四史”之列，是爲“二十六史”，有以也。

編纂者柯劭忞，字鳳蓀，又字鳳笙，號蓼園，山東膠州人。同治九年舉人，光緒十二年進士，爲翰林院庶吉士，升編修。出任湖南學政，回京任國子監司業、翰林院日講起居注。光緒三十二年，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國任貴州提學使，回京任學部丞參，補右參議，遷左丞，及京師大學堂經科監督。宣統二年選爲資政院議員，出任山東宣慰使，兼督辦山東團練大臣，回京任典禮院學士，賜紫禁城騎馬，宣統皇帝伴讀。民國三年，選爲參政院參政、約法會議議員，均辭未就。任清史館總纂，又代理館長，纂修《清史稿》，總閲全書，删正各朝本紀，並撰《天文》、《時憲》、《災異》三志，《儒林》、《文苑》、《疇人》各傳，另有趙爾巽修、柯劭忞纂《清史藝文志》四卷單印本。任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委員長暨中方首席代表，編纂《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晚年倡議校刻《十三經》，立石曲阜，事未畢，臨終猶以爲憾。卒於民國二十二年，張爾田爲撰《清故學部左丞柯君墓誌銘》。又王森然撰《柯劭忞先生評傳》，王桐齡撰《介紹柯鳳孫先生〈新元史〉》，柳詒徵撰《柯劭忞傳》，徐一士撰《談柯劭忞》，崔振化撰《柯劭忞軼事》等。

（略）

二

昔張之洞謂“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以經學史學兼詞章者，其詞章有用”。柯劭忞一生治學，身兼小學、經學、史學、詞章四段，其途徑次第恰如張之洞所言。

（略）

古昔《學記》有言：“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柯氏《新元史》之作，正合古人原委本末之義。

民國十五年，《新元史》出版後僅四年，李思純著《元史學》，謂元史學積明、清兩代，延六百餘年，凡四五波折，而後大成。其言曰：

屈指以計中國既往之元史學家，不能不以柯氏爲集其大成。蓋錢大昕、洪鈞二氏之作，僅當名之曰專著，而非全史。何秋濤、李文田、沈曾植之作，僅當名之曰校讎考證，而非造史。邵遠平、屠寄之作，固可稱造史矣，而所造僅成一部分之史，未能全部改造。魏源庶幾全部改造矣，而又限於時代，限於材料，聞見未廣，漏略極多。惟柯劭忞出，然後其書兼具全部改造與詳備博洽之二種長處。中國元史學之有柯劭忞，正如集百川之歸流以成大海，集衆土之積累以成高峰。蓋斯學自康乾來，如果樹放花，初作蓓蕾。道咸之間，則嫩芽漸吐，新萼已成。至同光之間，千紅萬紫，爛漫盈目。及柯劭忞氏之著作成，而後繁花刊落，果實滿枝矣。柯氏之著此書，費時四十餘年，曾耗半生之精力以從事。其書以中華民國十一年出版，政府明令列入正史之中，蓋明、清兩代凡六百餘年之一切學者士大夫所耗竭心力而未完成者，柯氏以半生之力，集其大成，可謂偉矣。

三

《新元史》纂成以後，據云梁啟超、王國維、陳垣諸人均有批評。

（中略）

諸人所批評，見仁見智，大致不能認同《新元史》之仍爲傳統史學之舊體，而批評其不能如現代學者著述之新體。按柯劭忞、王國維諸人介乎新舊交替之間，處境均乎不免尷尬。“以豨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孰能不波上海宏教学院自考？”然而時代弔詭爲一事，學者之願力爲又一事。有史家，有史官；有史學，有史著。史家與史官之别不可以道里計。我國歷史傳統，乃是以史官之史著，構成核心骨幹；乃是以一種内在化的用心與筆法，支撐起一種制度。要之，我國歷史傳統乃是一種制度性的存在，世官世疇，綿歷久遠。换言之，我國歷史傳統即其制度性本身，即可證明其存在的真實性與合理性，初不必依賴後世揭示“五十凡”與“三科九旨”而後有以自立也。現代史家、史學之學術標準，愈析愈細，論者談之容易，然而實不能入於其中，有如以李唐之暴發户、趙郡之假冒牌，窺視崔、盧、李、鄭之真門庭，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大略皮相與想象居多也。

王森然《評傳》云：

其治元史，乃由經以及史，亦以清同光間風氣，治西北史地（尤以元史）爲新奇時髦之學問。然柯先生勤搜窮所得，不爲零篇專題之貢獻，而必宏大其體裁，精嚴其義例，醇美其文章，以撰成《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與二十四史並列分席；不憚辛勞，舍易就難，亦中國學術之大幸也。往年王静安先生談及《新元史》，頗惜柯先生不用新法，作成零篇，或作爲舊《元史》之校勘增訂本，致《新元史》更待校注。或又譏《新元史》無索引，檢查不易。凡此固亦甚是；然苟知中國學術系統之重要，及古來中國學者著述之精勤不苟，歷數十年若一日，此種精神，此種願力，唯宏偉之柯先生有之也。

王森然論説“中國學術系統”之重要，竟與吴宓同一眼光，可謂辟見。

（略）

四

底本中有引用元人文獻而仍稱“本朝”者，如《曆志五》“本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距本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曆志六》“本朝中統元年庚申”，“上自後漢章武元年，下訖本朝，計五十五事”，“本朝至元七年庚午”等；又有按語中仍稱“我大清”者，如《河渠志一》“至我大清乾隆間平西域”，本次整理均依舊不改。

《新元史》庚午重订本

底本中偶有目録與正文不一，或有目無文，或有文無目，本次整理均儘量統一，另加校記説明。

底本不分段落，本次整理酌分段落。卷中有整篇詔令等大段引文，則提行另起，以清眉目。

底本避清諱，如《忠義傳三》“化州通判遊宏道”，《忠義傳四》及《惠宗本紀四》“趙宏毅字仁卿”，《循吏傳》“于宏毅”，《隱逸傳》“廬陵人張宏毅”，均本名“弘毅”；《樂志一》“天生五材，孰能去兵；恢張宏業，我祖天聲”，“宏”字避清諱，《元史•禮樂志三》及王圻《續文獻通考》本作“弘”，蘇天爵《國朝文類》作“鴻”，嵇璜《續文獻通考》作“洪”；又如“玄”作“元”、“淳”作“湻”、“女真”作“女直”之類，本次整理均徑改，不出校。

底本文字多異體、俗體通假混用，如“臺”與“台”、“答”與“荅”、“穎”與“潁”、“錠”與“定”、“藥”與“葯”、“贏”與“嬴”、“饑”與“飢”、“禀”與“稟”、“於”與“于”、“鐵”與“鉄”、“浚”與“濬”、“礙”與“碍”、“櫃”與“柜”、“太”與“大”、“廕”與“蔭”、“閘”與“牐”、“歷”與“厯”與“曆”之類，本次整理儘量統一爲正體，不出校。

底本中蒙古、西域人姓名及地名多作音譯，往往不一，如帖木兒、帖木耳，克什米耳、喀什米爾之類，本次整理均依其舊；至同卷之中前後音譯不同，後者當遵前者所譯，則作校記説明。

上古稱謂，取其名自呼。東夷從鳥，西羌從羊，北狄從犬從狼，南蠻從蛇從狗，乃是其先祖發祥，各有動物關乎生存，伴隨親密，與褒貶之義無涉。後世不明，妄加點綴，不啻數典忘祖。底本中猺、獠、獞、獹、犵狫各族之名，宗事先祖，保存古義，故本次整理均依舊不改。

底本喜用古字，如“擒”作“禽”、“寨”作“砦”、“圓”作“圜”、“浙”作“淛”、“悦”作“説”、“毆”作“歐”、“實”作“寔”、“奸”作“姦”、“賜”作“錫”、“齋”作“齊”、“輛”作“兩”、“歡”作“懽”又作“驩”、“鴆”作“酖”、“澗”作“磵”、“駭”作“駴”、“盾”作“楯”、“賑”作“振”之類，字義可通，本次整理則儘量不改，以存作者心意。

本次整理，由張京華、周建剛、湯軍、石强、鄭娉五人分册點校，由張京華、黄曙輝總校全書，李偉國覆校，張京華撰寫校記。

張京華

二〇一六年十月

於湖南科技學院國學院

今天如何看待《新元史》

此次整理工作自2012年启动，历时五六年，中间曾因整理难度大，工作推进慢，后在李伟国先生努力复校之下才终于完成。整理有难度，一则来自考订不同版本之间的讹误，二则是《新元史》在总各家之成的同时又将自己的观点、判断杂糅其中而未作说明，所以要辨析起来实为不易。这一点也是《新元史》颇受批评质疑之处，虽位列“二十五史”之中，史学界却未真正把它利用起来，甚至连一些基本问题在此前都尚不明朗。座谈会上，李伟国先生说，此次整理本《新元史》搞清楚了一些过去没弄清楚的问题。比如，柯劭忞是什么时候萌生编纂想法的，什么时候搜集资料，什么时候开始撰写，什么时候初具规模，什么时候成书，排印刊刻，什么时候被定位为“二十五史”之一的？虽然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些问题，但已有相当的了解。

《新元史》未能被学界所重视，最主要的原因是柯劭忞集各家之成，但在引用他人之说和自己的考证之间却没有做明确的说明，以至于阅读、使用者难以辨析。就这一点，邱轶皓在发言中说，虽然《元史》文字粗糙，资料不足，但还是保留了史料的原貌，而柯劭忞著《新元史》虽说是想要补充《元史》史料之不足，但作为私人著说，他集合各家之言，挑拣筛选融进了自己著史之框架，虽说组织严密但反而增加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错误。

傅杰教授说，柯劭忞要做的是自己的史论，对于这样一本著作，如何评价它要看是什么人来读。如果只是作为一般阅读，那么《新元史》不失为一种选择，所以像章太炎不治元史但想了解元史的人对《新元史》的评价就很高，而对于专治元史的学者来说，就是另一种观感了，他说，陈得芝教授对《新元史》的评价就很不高。姚大力教授则说，事实上，对元史有深入了解的人在研究中是不会把《新元史》当作史料来引用的。

对于《新元史》屡屡遭人批评之处，虞云国教授从史料学角度谈了他的看法，“为新元史的缺点做了点辩护”。虞教授指出，在史料提要、目录学类的书籍中往往提到《新元史》，地位很高，却评价很低，或者很简略的提及，甚至干脆不提，他认为这种态度应该有所转变。就人们批评《新元史》不重资料出处，学者不敢引用的问题，虞教授认为，《新元史》本来就是另造一史，属著述类，而不是像魏源、屠寄的书，属于史考。所以，人们就这一点的批评恰恰是柯劭忞的史学抱负。第二，在史料价值的问题，柯劭忞在著述过程中，利用了大量他所能看到的清人成果和二手的西人研究的成果，有其独到的史料价值。第三，有人批评说，《新元史》采纳《元史》等前任成果之时继承了其中的错误，同时自己又有新错，取舍增删，也未尽得宜。虞教授说，事实上，任何一部颇具规模的史书，都能找到这样的问题，不能对《新元史》太过苛责。第四，有人批评柯劭忞没有在书前说明著述体例的问题，虞教授说，史家著述的发凡体例未必一定要在前面加以说明，而就“二十四史”来说，司马迁和班固是在书前做了说明的，而没做体例说明的也是有的。第五，有人认为当时已是民国，柯劭忞仍在史论中言“史臣曰”，实在不合时宜。但实际上，柯劭忞本就以遗老自居，不接受国民政府给予的官职，《新元史》避讳时也是避清讳。所以，就人们批评最多的这几点来说，虞教授认为这些都是可以放在当时的情况下加以理解的。当然，这也不是说《新元史》没有缺点，虞教授在座谈会上指出了两点，一是《新元史》没有艺文志，二是柯劭忞在个别的时间断点上有问题，比如帖木儿推翻察合台汗国，建立帖木儿汗国的时间就值得讨论。

李伟国先生也认为，柯劭忞虽未明确概括体例，但全书结构一遵正史，还是清晰而严谨的。且柯劭忞于宣统初年所作对魏源《元史新编》的评述，也可以看作对《新元史》编例的表达。至于取材的问题，柯氏已在《新元史考证》中作了补救——虽然《新元史考证》内容相较简单，相较《新元史》有疏漏和无法对应之处，但总得来说《新元史》仍旧是有它的价值。

虞云国教授指出，《新元史》是当时西北史地之学大背景下的一个重要史学成果，可以与魏源的《元史新编》、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屠寄《蒙兀儿史记》做个比较。相比之下，《新元史》的价值在于它是另造一史，而且是完成稿，纪、表、志、传都是完整的。就1840年前后西北史地之学兴起之背景下的元史研究来看，虞教授认为给《新元史》一个中肯评价应该是：它广泛采用了新材料和清人的成果，组织系统较为严密，不能取代《元史》，但有其价值。

姚大力教授则认为，《新元史》对于重新思考和史实辨析有启发和借鉴之用，并在发言中具体举了三例加以说明。其中一例是关于崖山海战的时间问题。姚教授说，《宋史》中记载的崖山海战的时间是二月六日，大量材料也证明应该是二月六日，但奇怪的是，《元史•本纪》中对于这一事件的时间记载完全是错的，记为“正月甲戌”，而《新元史》记载的则是二月七日，修正了《元史》的错误，但与二月六日又差了一天，其中有什么缘故，已不可知，但这个日期应该是有根据的。而这么一条有价值的改动，在《新元史考证》中却没有体现出来。姚大力教授说，要更好的利用《新元史》，需要重新认识柯劭忞的成就和不足。《新元史》中吸收的新材料，新成果可能是以不大准确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可以利用，又要特别辨析，由《新元史》温故知新，可以求得元史深一层的理解。

傅杰教授也肯定了柯劭忞的学问以及他在《新元史》中所体现出来的史学追求。他还特别指出，在重新看待《新元史》的同时，也应该重新评估柯劭忞。傅杰教授说，近代史学家牟润孙对柯劭忞的学问尤其熟悉，他对柯劭忞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钱大昕之后第一家，但同时牟润孙也说，大家谈柯劭忞都会谈其《新元史》，但实际上，评价柯劭忞的学问不能以《新元史》为标准。也就是说，柯劭忞与其《新元史》仍需要在史学史、史学研究中被学者们给予重新思考和对待。（本文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