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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钦展示在1984年获得全日制自考本科谁提出来的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单科合格证书

1981年1月，国务院批转《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建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这种崭新的教育形式，逐渐发展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考试制度。让千千万万在十年动乱中丧失高考机会，又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参加全日制大学的求学者们，有了接受高等教育并改变命运的机会。

一件黑褐色的陶瓷双马笔架，在退休干部刘正钦家的客厅里摆了34年。这是一件来自中南海的特殊的纪念——那一年，在北京试点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300多名毕业生，在怀仁堂参加了毕业典礼。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王震，亲自为这些特殊的大学生代表们主持颁发了毕业证，那次毕业生们都领到了这件陶瓷双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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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批自考生中南海里领毕业证

主席台上有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部门的领导，那天到场的最高官员，是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王震，王震笑逐颜开地与主席台上的人互相打招呼，并向台下的毕业生们致意。

王震（1908-1993）

1984年的冬天，羽绒服还没有进入中国人的生活，穿着棉袄的刘正钦站在长安街上，怀揣着一份县自学考试办发给他的毕业典礼通知书。毕业典礼的地点很特殊，是中国的政治心脏中南海怀仁堂，这在今天看来实在让人意外。

就在那年的长安街上，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国庆游行时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横幅，让历史定格在那一刻。那些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们，逐渐成为全社会尊敬与羡慕的对象。

就在那场国庆游行的两个月后，也是在长安街上，刘正钦也即将成为一名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只不过他的途径不是高考，而是中国教育史上新创造的一种考试模式——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时隔34年，刘正钦还记得几百名毕业生列队兴高采烈地进入会场的情景：主席台上有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部门的领导，那天到场的最高官员，是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王震，王震笑逐颜开地与主席台上的人互相打招呼，并向台下的毕业生们致意。

他还能记得主席台上下明亮柔和的灯光，会场温暖热烈的气氛，还有众多与会者喜悦欢欣的笑容。

主席台上的领导给毕业生代表颁发了毕业证书，会后，大家还意外地领到了纪念品——一件黑褐色的陶瓷双马笔架，上插两支圆珠笔，底座上贴着一个红色纸条，写着“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纪念”一行字。

1984年第一批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学生获得的陶瓷双马纪念品

后来，刘正钦从北京郊区农村的民工变成国家部委的干部，其间工作变动了多次，居住地点也改换了多次，但不管住在哪儿，这件黑褐色陶瓷双马笔架，始终摆在家里最显著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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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报纸上的标题，兴奋地大喊“功德无量”

他把报纸来来回回咀嚼了好几遍，直到确定无疑，才高举双臂，大喊一声：“太棒了！功德无量！”把旁边的工友吓了一大跳。

作为小学没毕业就赶上十年动乱的青年，学校留给刘正钦的记忆，大多是大字报、标语、红袖章和教室中缺胳膊短腿的桌椅板凳以及被砸碎的门窗玻璃。

“1969年，全日制自考本科谁提出来的我只上到初中，就无学可上了，当时取消了高中。不能上学，对于一个酷爱读书，渴求知识的孩子，不啻是严冬的来临。缺少书籍，没有师长，蓦然进入了乱糟糟的社会，满耳都是‘运动’的喧嚣，我开始在迷茫混沌中混起了日子。随父亲回乡务农和外出做民工的几年间，我的‘精神食粮’仅是几本‘红宝书’和一些政治学习材料。”

教师在室外给工农兵学员上课。

刘正钦回忆，1975年实行“工农兵上大学”，因为他表现好，被村里推荐上大学，还到公社参加了面试。但在最后确定录取人选时，却因父亲的“历史问题”被“刷”了下来。当时公社书记还找他谈话，说是“名额有限”，只好让位给“根红苗正”的人。

1978年，国家终于恢复高考，但遗憾的是，刘正钦当时已经有了“正式”工作，且当时妹妹也正在准备高考，考虑到工作和家庭诸种因素，他没有报名。

但刘正钦的“大学梦”并没有就此泯灭。

1981年，刘正钦在密云东北部的深山里修水库。他记得那年的春天来得很早。一天下午，摩托车响，邮递员送来前一天的报纸，打开报纸，他一眼就看到了国家要在北京市试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的大标题。他把报纸来来回回咀嚼了好几遍，直到确定无疑，才高举双臂，大喊一声：“太棒了！功德无量！”把旁边的工友吓了一大跳。

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指出：“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是一条腿。”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社会需要大批专门人才，已有的高等教育形式难以满足社会需求。

1980年5月，中央书记处提出，应该拟定一个办法，规定凡是自学有成绩，经过考试合格者，要发放合格证书。转过年的1月，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要求自学考试的学历层次，与普通高等院校的学历层次水平的要求一致。

不久，刘正钦从水库工地专程去了趟一百多里外的县城，在书店里找寻了半天，把当时能买到的书全买了，提了沉甸甸的一捆书回来，引得工棚里的工友说他“野心不小,胃口很大”。他说当时自己恨不得把考试计划指定的书目一口气吞下去。他说那些书就像暗夜旅途中的一盏盏灯，给被十年动乱耽误了的和一切失去上大学的机会而有志成才的青年，开辟了一条清晰可辨的，可望而又可即的登攀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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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考人员和考生几乎人盯人，考试一小时后就有人离开

被自学考试改变命运的不止刘正钦一个人，到了20世纪末，中国开设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已经达到425种，逾2600万考生参加考试，累计本、专科毕业生达到180余万人,其中本科7万多人。

回到1984年，当时能够拥有大专以上文凭的人，在一个区县的青年里算是凤毛麟角。刘正钦很快成为当时备受瞩目的“秀才”。就在从中南海怀仁堂获得毕业证书的半年之后，他被调到县委办公室做文字秘书工作，一跃进入了党政机关的枢要部门。

后来，刘正钦的人生命运几经变化，从乡镇到教育系统、广电系统，还在上世纪90年代初通过全国第一次“国考”（当时叫做中央国家机关补充工作人员），以优秀的考试成绩进入国家部委。

刘正钦自考期间获得的毕业证书及准考证

谈到自学考试的收获，刘正钦认为除了一纸文凭，对自身能力的提升更加重要。“1991年国家人事部会同二十几个部委，在北京地区联合招考国家工作人员。当时我已经38岁了，家庭负担很重，但还是报了名。”刘正钦说自学考试已经让他养成持续自学的习惯和应对考试的能力，自学考试非常严格，通过的每一门课程都没有一点儿“水分”。能拿下自学考试本科文凭的人，其学识并不比一般全日制大学生差。

过了花甲之年，退休在家的刘正钦时不时想起以前的事，回首人生旅途，感到有几件事对自己影响很大，有的可以说左右了个人命运，自学考试就是其中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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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是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成就了自学考试制度

对话人：第一批自学考试毕业生刘正钦

北青报：作为最早一批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人，是什么样的时代背景让你走上这条道路的？

刘正钦：十年动乱，我们这一代人成了被耽误的一代人，多数人失去了受大学教育的机会。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我还不到30岁，我周围有很多风华正茂的青年，渴望知识，渴望学习，渴望为国家建设做贡献。但是又苦于缺少学习提高的途径，许多人也由于多种原因错过了通过高考上大学的机会。这个时候国家实施自学考试制度，是正当其时，正当其用。

北青报：从你的经历看，当时的高层对这种考试形式十分重视，这又是为什么？

刘正钦：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经济建设、社会管理等方面都急需人才。从那个时候开始，国家越来越重视教育、重视科技文化、重视人才的培养。

北青报：相比全日制学校，国家为什么又开辟了自学考试这么一种途径？

刘正钦：一方面，那时渴望学习而苦于没有学习机会的人很多，许多年轻人由于各种因素，比如已经成家立业等等，没有条件再去接受全日制教育。虽然恢复了高考，但也不能满足巨大的社会需求。另一方面，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对各类人才有着紧迫的需求。于是自学考试就应运而生，一天天“火”了起来。

北青报：你觉得自学考试和全日制大学相比，培养出来的人才有哪些优势和哪些不足？

刘正钦：不足是自考生没有进入大学集体生活，没有和老师谋面，多数考生甚至没有接受社会辅导的机会。与同学交流的机会少，弯路走得多，学习效率低。也没有受到校园文化熏陶等等。

优势是考试严格，多数情况下是自我摸索着学，“回炉”的次数多，经过反复考试和反复学习，专业基础砸得较牢。另外考生没脱离工作和生活实际，边干边学，理论和实践融会贯通紧密结合，所学没有生吞活剥和“空对空”之弊。最大的好处是养成了自觉学习和终身学习的习惯，使其终身受益。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记者 刘砥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