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只要提到师范生中国民国学历最好的人，就会与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教师联系起来。师范生给人感觉一辈子就是教书匠，温尔文雅，在讲坛上待一辈子，过着平淡无奇的教书育人工作。可是，师范院校的师范生却是叱咤民国政坛风云，主导民国革命运动。

这一点可以说新中国开国领导人的学历可看到，如

毛泽东，1913-1918在湖南一师，师范院校毕业，也是全世界与史上最最最著名的师范生。

薄一波，1919年在省立国民师范就读，师范生

徐向前将军1919年就读于山西国民师范学校；

黄克诚将军1922年就读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滕代远将军1923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粟裕将军1924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李维汉，1916-1919年就读＋任职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刘宁一，1924年入直隶第四师范学习

李雪峰，1925年就读于太原国民师范学院

戎子和，1927年就读于山西省立第一师范

万里，1933-1936年就读于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谷牧，1932-1934年就读于山东文登第七乡师范

这些新中国的开国领导人，在民国时代就是著名的革命家，很多就是师范院校毕业的。实际上，毛泽东与其中国民国学历最好的人他毕业于师范院校的领导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在师范院校读书期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果根据中国民国学历最好的人他们入学时间，可以粗略划分为10年代的师范生、20年代的师范生、30年代的师范生等等。

这些例子也令人深思，为什么民国时候培养教师的师范院校，走出来的学生却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也就是说，民国时候的师范院校，为什么成为革命领导人的酝酿基地中国民国学历最好的人？

俗话说：“穷则思变”，民国时候师范院校毕业的学生，为什么愿意加入推翻旧社会的中国共产党，革命性这么强，主要还在于穷。

民国时候，师范院校是穷人子弟最好选择

在民国的时候，没有统一的高考。高中毕业了如果想读大学，就直接与想读的那一所大学直接联系，报名考哪一所大学就可以了。报名的时候需要缴纳报名费，一般三五块大洋，也相当于工人半个月的工资。无论是否获得入学资格，这个报名费也都是不退的。

在民国的时候各个高校学费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被北洋政府时期的北京大学录取，一个学期缴纳60块大洋的学费。参照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馆管理员每个月的工资也就八块大洋，这60块大洋也就相当于八个月的工资，可以看到学费是相当高的。

如果是清华大学，学费就是40块大洋一个学期。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在当时也是私立学校，也就是贵族学校，不能享受政府的财政补贴，学费自然更加贵。如在民国20年代，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每年的学费却是100块大洋，同济大学的学费则高达200块大洋。

可以看到，民国时候无论每年几十块大洋的公立大学学费，还是每年一二百大洋的私立大学学费，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老百姓由于收入卑微，是没办法供自己孩子读大学。即使是穷人家的孩子硬撑着上了大学，可能还是因为家里穷得接济不上被迫退学。

但是，民国政府也给穷人家孩子一定的出路。在民国的时候，穷人家孩子如果想进大学，一般选择不收学费的师范院校。如当时的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及各省的省立师范院校，都是不收学费的。而且，很多师范院校也免费为学生提供食宿。如毛泽东在长沙报考大学时候，由于家里不再寄钱给他，他才不得不去报考学杂费统统都免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师范院校，寒门子弟的精英

可以看到，民国时候的师范院校汇集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在全国各地广泛兴建师范院校。师范院校免学杂费，但毕业之后都要去农村教书。国民政府这一政策，主要是培养为国家传播农村政策的乡村教师，把师范生训练为国家在农村的代言人，也就是国民政府在基层的“同路人”。

民国时候农村的寒门子弟，如果读师范最终都要回农村教书。但是，去师范院校读书却是能改变自己父辈农民命运，也没必要令家人肩负太多经济负担，乃改变自己命运的有效人生途径。因此，民国时候很多农村的寒门子弟都选择报考师范院校，师范院校招生名额也是供不应求，竞争激烈。

如根据一组数据统计：

1933年河南省立师范院校招生名额是92个，却有804人报考，录取名额接近8:1.

1932年山东省立第七师范院校竞争更加激烈，1300人报考，最终录取80名，报考与录取比列为16:1.

可以看到，师范院校的录取可谓是竞争激烈。由于竞争激烈，这也使得师范院校的毕业生虽然是农村出来的，却由于在激烈竞争中取胜，乃是天之骄子，自然也有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这些优秀的农村贫寒子弟在师范院校学习期间，由于在大城市生活，见世面更开阔了，对外面世界有了深入性了解，也逐渐产生了逃脱农村原生地的念头与想法。而且，在民国时候农村教师工资很低，这也使很多师范生毕业之后也不愿意回乡村。

师范生，变革社会的力量

于是，这些师范生由于知识面与人生阅历的增长，再加上为了能够实现在城市生存与发展的理想，于是也滋生了变革社会的想法与念头。

尤其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很多持有激情左翼思想的知识分子流亡到乡村，为了领取工资找生活，就去师范学校当教师。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在讲坛上，对学生讲述被国民政府打击的悲惨命运，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这样，使得很多乡村学校的学生更加滋生了变革社会的想法。

同时，这些教师还对十八岁、十九岁的年轻人介绍巴金、曹禺、鲁迅等批判民国社会黑暗大文豪的作品。学生在读这些文学著作的时候，想着书上讲述的就是自己的黑暗生活。再加上教师讲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级斗争学说，自然激发了广大学生的革命热情。

如1927年，在莫斯科学完教育学，回国加入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王哲，由于大革命失败，被迫流亡到乡村。然后躲过了国民党追捕纪念，之后1931年在山东省莱阳的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担任教导主任。在教书的时候，他也不忘记在乡村宣传苏联的社会主义思想。于是，就偷偷从北京买回来各种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禁书”。

同时，王哲也组织学生成立读书会，共同阅读与讨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可以看到，乡村小镇在共产党王莱等左翼教师的影响下，学生自然受到了变革民国社会的思想念头。

师范生，中国共产党的坚定力量

民国师范院校在共产党的左翼教师组织下，也逐渐变为讨论革命运动的场所。如有的老师也组织学生成为活动小组，借此发展为党的地下组织。如共产党人马石安，在山东青州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当教师，凭借自己能力与各种客观条件，组织学生成立了共产党学生党支部，成为共产党组织的中心。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腐朽统治，如贪污腐败、贫富悬殊，这使得很多原先在各个地方师范学校任职，受过新文化运动熏陶的知识分子厌恶国民党统治，支持与同情共产党的主张。

如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校长王祝晨，就请了很多支持共产党的左翼知识分子在学校任教，使学校成为一个批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舞台。尤其在1937年日军侵华之后，社会形势恶劣，国民政府统治又如此糟糕，这也使越来越多师范生愿意在学校选择杰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把它作为推动革命运动发展的理论工具。

结语：

这样，民国时候很多师范生都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列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属于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这就是开国领导人很多都是师范院校毕业的原因。

可以看到，国民政府期望与培育的师范生，没能作为支持它统治的同路人，反而站在国民政府的对立面，成为国民政府的掘墓人，这也是蒋介石统治的南京国民政府意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