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新闻客户端 记者 林婧 姜晓蓉

近日职教本科生是什么学历，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并将自5月1日起施行。

这是该法自1996年颁布施行以来的首次“大修”，条款从原有的40条增至69条，全文也扩充了两倍之多。新法在招生考试制度、高等教育体制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取消”普职分流、本科职业教育等话题纷纷登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

为此，记者采访了几位校长，一起来听听职教本科生是什么学历他们想法。

“取消普职分流”是误读

新《职教法》公布后，大家非常关注的是普职分流问题。最近也有不少家长在问，这是取消普职分流了吗？

今天，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特别强调，“取消普职分流”是误读。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公布后，有媒体和专家把“普职协调发展”解读为“取消初中后的普职分流”，这其实是一个误读、误解。

关于“普职分流”，在今年2月份的“教育新春”系列发布会上教育部已经作出了明确回复。这次的新法规定，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这是对职教本科生是什么学历我国基于“双轨”教育的基础上义务教育后普职分类发展，做出的与时俱进的更加科学和规范的表述，它体现了各级各类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理念，也是为我国高质量的教育多样化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分流是必然的，就像普通学校的分层教学，不同的学生适合不同的教育类型。让一批学生在职业教育中发挥特长，这也符合教育的规律。” 杭州西湖职业高级中学校长张德成说。

推动普职分流从被动分流转向主动分流还需打通上升渠道。事实上，并非所有的中职毕业生都会选择直接就业。以杭州为例，杭州市区中职学校学生平均升学率已达93%，每年还有不少学生通过单考单招直接考进本科。

教育部此前曾表示，2022年将完善“职教高考”的顶层设计，使“职教高考”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招生，特别是职业本科学校招生的主渠道。“这对中职学生来说是利好。如此以来，中职学生的升学通道将非常明确：中职毕业后升入高职院校或职业本科大学，个人有需求深造的，还可以读专业硕士研究生。”张德成告诉记者。

在张德成看来，新《职教法》的出台，给了中职学校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最重要的是适应新的职业教育大环境，提升自身的办学质量和水平。“首先在培养学生方面，除了技能培训，要更加注重文化素养的提升，为学生的后续发展补短板、打基础。此外，目光要更长远，重视学生职业生涯的规划，提高学生的综合竞争力。”

2021年5月17日，在浙江省东阳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内，东阳市初中毕业班学生正在分批参加“职教成果展示”环节。图片据视觉中国

职教本科打破学历“天花板”

新《职教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其中第五章第五十三条明确：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

同时，新《职教法》还明确，高等职业学校教育由专科、本科及以上教育层次的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实施，同时，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学分、资历以及其他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机制，推进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建设，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学习成果融通、互认。

“职教本科是浙江职业教育发展的新机遇，能否抓住它、在新一轮人才竞争当中脱颖而出，这是我们面临的新考验。”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吴翔阳说。

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看来，职业本科教育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结果，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畅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渠道、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客观需要，也是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办好人民满意高等职业教育的现实要求。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浙江一直走在前列。目前，省内已有浙江药科职业大学、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两所职业本科院校。

当前，同浙江一般先进制造业发达的区域已经出现无人工厂、黑灯工厂等智能化工厂，单一的操作被交给机器，多岗位综合性人才成了香饽饽。同时，定制化服务型企业越来越多，具有现场技术处置能力、场景性应用开发等高层次的技术人才也愈发紧俏。

“对于这些人才，当前三年制的人才培养方案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四年制的长学制弥补原来中高职学生在知识教育、综合素质、技术处置能力等方面的短板。”吴翔阳说，“这是职业教育对现代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作出的及时反馈。”

能否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职业本科教育的重中之重。郑亚莉告诉记者，我们需要主动服务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坚定职业教育定位、属性和特色，培养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职业本科教育。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仍是关键

新职业教育法提出：国家鼓励发展多种层次和形式的职业教育，推进多元办学，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平等参与职业教育。国家发挥企业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鼓励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

同时，新职业教育法在第四十条中，将原来的“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实施职业教育应当实行产教结合”改为“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实施职业教育应当注重产教融合，实行校企合作。”

郑亚莉解释道，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发挥行业企业在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具体条件，在具体实践中校企合作探索了订单班、学徒制、产业学院等多种方式。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的“海天模式”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学校将专业群对接区域模具制造、机电装备与先进制造业，与亚洲最大的注塑机装备企业——海天塑机集团及模具、智能装备制造企业宁波舜宇集团、宁波神通集团、北京精雕等企业，共建产教协同育人平台。按照“多岗实践、分段培养、双地轮训、实地顶岗”方式实施教学，教学内容对接企业岗位技术技能要求，教学过程对接企业生产过程，实现企业生产现场与校内教学互动，形成了“双主体”协同育人机制。2020年6月，该校还与海天集团合作成立宁波市首个校企共建的智能制造领域企业大学——“海天大学”。

那么，在未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会产生新模式吗？

吴翔阳告诉记者，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必然要加强改革创新，寻求一个更适合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来应对新的情况和问题。在他看来，校企未来可以寻求“定制式全方位合作模式”。

“校企合作的重要基础是校企各方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企业在需求上有所不同，随着企业的发展需求也会发生变化。双方坚持互惠共赢、求同存异的理念，发掘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形成有效的职业教育校企对话机制，推进校企双方发挥各自的人才、资源优势，从‘订制式’人才培养合作，到‘定制式’产、学、研高度融合，真正成为互融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吴翔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