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是“四代翰林”后裔，有着良好的家学渊源，这为他那令人钦佩的素养和美德奠定陈国栋人大附中老师学历了扎实基础。

1920年春，刚13岁的赵朴初插班考入苏州东吴大学附中，那时语文教师薛灌英对他的评价是“写一手好字，作文也写得好”，英文教师吴献书对他的评价是“英语水平突出，很有礼貌”。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赵朴初被推选为所在学校援沪执行委员会成员之一，他在会上提出:以吃素来代表“尝胆”，这样节省下来的伙食费用，尽管只是杯水车薪，但全国都行动起来，就会募捐到很大一笔钱，能够救济上海工人。在这个倡议的推动下，苏州学联募集到许多银元汇往申城。

赵朴初老先生观海 本文图片来源 《浦江纵横》杂志

1926年初夏，赵朴初因学习勤奋被保送直接进入东吴大学。翌年秋，赵朴初因生病辍学，寄宿于上海的表姨关静之家，受到她无微不至的照顾，担任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谳员(法官)的表舅关絅之也给予热忱关心。赵朴初决意尽快战胜病魔，努力寻找为社会服务的机会。

关絅之早就信佛，曾参与发起成立上海佛教居士林，并创办慈善机构净业社。经过关絅之的介绍，赵朴初一边养病，一边在设于上海德赫路53号(今常德路418号)的净业社工作,他多次怀着虔诚赴静安寺、龙华寺等寺院进香。其间，赵朴初除了认真办理佛教事务外，与南传、汉传、藏传三大系佛教的高僧都有过交往，他终于悟透佛教的真谛，从而对佛教产生了坚定信仰。

赵朴初书法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上海被越来越浓的战争气氛所笼罩。赵朴初作为中国佛教会主任秘书(相当于秘书长)，与广大信众一起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他还担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联会”)常务委员，常到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云南路(今云南中路)口的仁济善堂办公。8月13日，日军在沪发动“八一三”事变，仁济堂门前挤满从闸北、南市和郊区逃过来的难民。赵朴初当机立断，召开全体会议，毅然宣布:“现在仁济堂的负责人都不在，我是‘慈联会’常务委员，各位又常戏称我为‘不管部长’，今天的事就由我管了。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立即着手准备战争难民的安置。”同事们很快做出了两个决定，一是由“慈联会”设法租用10辆大卡车进行运送，二是寻找临时安置点。翌日，第一批难民尚未送出，日军飞机就空袭上海市区。突然，一颗重磅炸弹落在“大世界”门口，顿时血肉横飞，许多行人遇难。随着震耳的爆炸声和强烈的冲击波，难民们开始慌乱。赵朴初正在着急，朋友吴大琨(中共党员)来了，他激动地说:“陈国栋人大附中老师学历你来得正好!”赵朴初和吴大琨商量后，便各举着一面红十字旗子，大声对难民们呼喊:“同胞们，跟我们一起走!”两人领着数百名难民，穿过南京路，向北直奔宁波同乡会会所，做好安顿;接着，又冒着危险连续奔波，把其余难民安排到一些电影院、戏院和寺院。随即，鉴于上海难民太多，“慈联会”成立上海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由屈映光担任主任，黄涵之担任副主任，赵朴初担任难民收容股主任。据上海《立报》报道:抗战爆发数月，上海附近难民猛增至130万人，涌入租界者最多时达70万人。为了收容、救济难民，赵朴初常不分昼夜地忙碌。在淞沪会战期间，宋希濂所率的第三十六师伤亡惨重。上海佛教界护国和平会组织僧侣救护队奔赴吴淞，全力抢救伤员。赵朴初也冒着危险上前线，还将百余名要求抗敌的青壮年难民送到第三十六师。

上海沦陷后，赵朴初坚守成为“孤岛”的租界。“慈联会”相继在各处建立收容所50多个，共收容难民近50万人次;为了开展救亡教育、动员青壮年难民参加抗战，又设难民教育委员会，由陈鹤琴担任主任委员、赵朴初担任副主任委员兼总干事。赵朴初请一批中共党员作为骨干，如曹荻秋、陈国栋、韩念龙、刘述周等都在难民收容所工作过;同时，他与中共党员如许晴、焦明(刘平若)、方知达(颜阿章)、周新民(周克)等也合作得很好(当然这些同志的正式身份那时未公开)。在1938年8月至1939年初，赵朴初争取到国际红十字会和各界的赞助，以“移民垦荒”为由，巧妙地分三批安排受过培训的青壮年难民千余人赴皖南、苏北，参加新四军。有一次，赵朴初到黄浦江边的码头为之送行时，还曾即兴赋五律诗:“挥手汽笛鸣，极目楼船远，谈笑忆群英，怡怡薪与胆，雄风舞大旗，万流助浩汗，同张射日弓，待看乾坤转。”

赵朴初与圆瑛法师、明旸法师等共同发起建立中国佛教协会。图为1952年赵朴初(右一)与圆瑛法师(前坐者)、明旸法师的合影

1940年6月，上海难民工作基本结束，国际救济会和难民收容所剩下的百余名难童被集中起来，成立净业流浪儿童教养院，关絅之担任院长，赵朴初担任副院长并负责日常事务。教养院实行半工半读，重点是教育孩子们纠正各种缺点、懂得怎样做人，赵朴初在《流浪儿童教养问题》中指出:“读书识字都是其次的。教养院是一座桥梁，把孩子们从黑暗的一头，带到光明的一头。”那些孩子由于战乱一度流浪街头或犯罪，对其进行教育是个新课题，赵朴初常邀请从事少年犯罪研究的严景耀到教养院，一起想方设法;在此过程中，他与严景耀、雷洁琼夫妇相识相知，成为终生不渝的挚友。“皖南事变”发生时，赵朴初对国民党当局屠杀新四军将士极为愤怒，他含泪写下七律诗《哀辛士》(谐音“哀新四军”):“岂能北辙又南辕?无北无南八表昏。信有修能遭众嫉，竟教绩毁铸沉冤。鸱枭在室悲弓折，魑魅甘人可理论?逼窄江南容后死，弥天泪雨望中原。”不久，有一位衣服破烂的青年找到赵朴初，激动地说:“我叫朱诚基，几年前从上海作为难民加入新四军的。我在事变中被俘，在国民党士兵押运途中从山坡上滚了下去，得以逃生，一路乞讨回到上海。”在赵朴初的帮助下，朱诚基很快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于3月上旬回到部队。因教养院规模不大，属于佛教慈善事业的机构，不易为敌人所注意，赵朴初还曾让方南君等百余名遇险的新四军小战士在这里暂住，过了一段时间才安全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

由此可见，赵朴初早期的人生就沐浴着慈善的光泽。佛教慈悲为怀、扬善抑恶的精神，激励他在民族危亡之际投入难民工作，并与革命事业结缘，将自己的名字深深地印在了那个多难而又值得记忆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