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年（1914年）8月四川大学历史系美女，清华大学首次派十名专科女生作为庚款生留学赴美名单如下：

陈衡哲、周淑安、张端珍、韩美英、李凤麟、林荀、汤蔼林、王瑞娴、杨毓英、唐玉瑞。

陈衡哲回忆：“船上有清华学校一百多个男生和十四个女生（包括自费生），其中九个是获得清华奖学金一组。”（唐玉瑞后因出国前乘电车摔伤未能按成出行，清华时任校长周诒春让落地的丁懋英以“特别官费学生”替补。）

左一：陈衡哲

这批官费赴美女留学生比1909年清华开始向美国输送庚款官费男生晚了整整5年，这些女生每个人都需要参加同等科目的十项考试，国文、英文、德文（法文）、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同样她们也都享受与男生一样的资助经费。

这次考试的女生，一共有41个报名，39人通过了体检，基本都来自教育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富裕地区，她们读的都是著名的教会学校上海中西女塾、圣玛利亚女学员、苏州景海女学等，只有一个没有在教会学校读过书的就是陈衡哲。

持续了一周，每天上午考三门课，下午考两门。”

陈衡哲晚年回忆这次考试，“四川大学历史系美女我的内心充满了痛苦的渴望”，因为“首先，如果能通过清华学校的考试，我就能获得奖学金去美国学习五年，但我的英语不好，我怕和那些所有课程都用英语教授的教会学校读过书的女孩竞争。其次，我发现考试的科目中有一半是我从来没学过的，比如英国历史、美国历史、几何、大代数等。”

不过，陈衡哲的担心完全多余，虽然她的美国历史不及格，但同样的困难实际上存在于所有报考女生。

最后清华首批赴美录取的十名女生，陈衡哲名列第二。

左一：陈衡哲

清华男生出国时为了早就未来中国领袖人才，输送女生留美，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教育总长汤化龙是这么说的：“我们女子教育政策的目标是早就贤妻良母。”

“贤妻良母主义”是当时女子留学的教育宗旨，所以女留学生所需专业应以示范、医学、美术、音乐为要。”

就是在这样被期待要成为“贤妻良母”的环境下，这些女留学生“成绩甚高、得优誉者亦不少”，其中的典型就是陈衡哲，她在1918年夏，在瓦沙学院毕业时获得了“金钥匙奖”，该学院提出：鉴于陈衡哲在校的优异成绩，此后凡是其直系亲属，均可免试免费入读瓦沙。

1919年5月，陈衡哲又考上了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还获得了500美元奖学金。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到30年代，中国还是女性读书无用论。陈衡哲等在美国女权主义的影响下，妇女解放的意识已经越来越强烈。她身上有诸多标签：

第一位公派女留学生、第一位西洋史专业留学生、第一位女教授、第一位新女性白话文小作家、第一个公开登报宣称自己一生不婚的女人……

1890年7月29日，陈衡哲出生于江苏武进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陈嘉言是晚清进士，授翰林苑编修，做过江南道监察御史、漳州知府。民国时期出任国使馆编纂，国会议员。

父亲陈韬是举人出身，长期四川做，擅长诗词、书法、喜爱收藏，父亲感情甚笃，常常是妻子作画、丈夫题诗。

母亲庄曜孚，出生于常州大户人家，知书达理。

从陈衡哲的曾祖母起，曾家族就有一个家庭传统，“每个出生或嫁于陈家的女子，或出于天性或由于环境，都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或多或少的造诣。”

陈衡哲自幼聪慧好学，9岁那年，全家搬到了外祖母家，在这里，她遇见了人生的启蒙老师，在广州做官的三舅庄思缄。

武昌起义后，三舅曾任江苏都督，在清末曾任梧州知府、广西边防督办，创办陆军学堂时，李济深、白崇禧等是他的学生。

三舅后来的两句话，影响了陈衡哲的一生：

“既不要哭哭啼啼地怨命，也不要不思进取地安命，而要积极大胆地造命。”

“一个人必须能胜过他的父母尊长，方是有出息。”

陈衡哲在浓厚家塾教育熏陶下，国学功底扎实，12岁那年，她开始读梁启超的文章、《新民丛刊》及谭嗣同的《仁学》等，立志当作家，渴望上学。

13岁那年，陈衡哲毅然离家赴广州求学。因为年纪太小，被广州医学院拒之门外，后来到上海爱国女校，因蔡元培不在上海，未能如愿，最后辗转进入女子中西医学堂读书。

18岁那年，陈衡哲父亲让她回成都，父母给他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官二代，而她死活都没有同意，最后，父亲说如果她不同意，以后的人生就自己负责，如果同意以后就可以继续上学，每年还是给它60块钱生活费。

后来，陈衡哲从上海医学院肄业了，1913年冬，她在常熟乡下做起了家庭教师，教授国文、算数、和基础英语，月薪20元，那时候，她曾经抑郁过：

“我这样活着到底为什么？这样生活和父母包办婚姻生活有什么两样？”

1914年5月，陈衡哲在报上看到了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面向全国招募首批十名赴美女留学生，让她兴奋的是，这次招考没有学历要求，只需要满足“体质健全、品行端庄、天足且未订婚，年龄在二十三岁以内“条件的女孩皆可报考。如果通过考试，就可以获得奖学金赴美学习5年。当时姑姑支持她赌一把：

不成功只有我知道，要是四川大学历史系美女你成功了，那全世界都会知道四川大学历史系美女！”

1914年，24岁的陈衡哲考取清华留美学堂庚子赔款赴美，8月15日踏上轮船开始了异国求学之路，进入美国纽约瓦沙女子大学史学系修西洋史，兼学西洋文学。

哈德逊河边的瓦沙女子学院，诞生过无数的精英女性，比如最受美国人爱戴的第一夫人杰圭琳·肯尼迪。

1916年10月，因为征文，陈衡哲与哥伦毕业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胡适开始书信。陈衡哲比胡适大一岁半，两人都富幽默感和同情心，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1917年6月，陈衡哲一笔名莎菲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一日》，一年后，鲁迅的《狂人日记》才在国内发表。陈衡哲后来又发表《人家说我发了痴》和白话剧本《老夫妻》，都是中国现代女性在白话诗、白话剧本等方面的最早尝试。

1917年，胡适回国与江冬秀结婚，两人的微妙感情也戛然而止，胡适退出后新的追求者任鸿隽上场。

任鸿隽，晚清末秀才，重庆人，任家四兄弟被称为“任氏四杰”：任鸿熙、任鸿泽、任鸿隽、任鸿年（报国捐躯）。任鸿隽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元老，辛亥革命后因袁世凯称帝，弃官赴美留学，1918年回国。

陈衡哲在《留美学生季报》秋季号上以苏菲的英文名发表过一篇《来因女士传》，当时的主编是正在康奈尔大学读书的任鸿隽，之后，任鸿隽便向莎菲不断约稿，两人也开始了浪漫通信。晚年任鸿隽在《五十自述》中回忆：

“遂一见如故，爱慕之情与日俱深，四年后乃订终身之约焉。”

1916年，任鸿隽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进入哥伦毕业大学读研究生，这里与陈衡哲就读的瓦沙大学乘火车仅需要3个小时。春假的时候，他喜欢约上胡适，专程去拜访陈衡哲，三人成了很好的朋友，几乎每日都有书信往来。胡适后来在中国第一部白话文诗集《尝试集》，有一个篇章《我们三个朋友》，记录的就是他们仨的友谊。

1919年，丈夫任鸿隽三万历从中国赴美求婚：“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自己能成为她与社会之间的一道屏风，让她安心地称为不受世俗扰的才女。”

这一年陈衡哲30岁，因为这句话然，才女彻底缴械投降。

1920年8月22日，陈衡哲与任鸿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订立婚约，胡适参加，即兴赋新诗一首《我们三个朋友——曾任叔用于陈莎菲》，同年9月16日，两人在北京举行文明婚礼，蔡元培是证婚人。

1920年陈衡哲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成为北大和中国第一位女教授。

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事业辉煌期，陈衡哲毅然决然辞去了北大教职，决心做一名全职母亲，专心教育自己的三个孩子。她的两子一女都很出色：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首次把明代科技名著《天工开物》译成英文，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第一位华人终身教授。

任以书，毕业于美国瓦萨大学，政府机关工作。

小儿子任以安，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

1935年，任鸿隽被任命为四川大学校长，陈衡哲随夫入川，成为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万万没想到，在这里，一代才在这里女翻了车。

陈衡哲到四川不久，写了一篇《川行琐记》发表在《独立评论》上：“在别的地方，妾的来源不外三处：丫头、娼妓和贫苦女孩子。在四川，有许多阔人的所谓“太太”却是女学生，而有些女学生也绝对不以做妾为耻。”

随后又发表了第二篇《四川的“二云”》：“四川黑暗的军阀政治为四川上空的“一云”，加上吞云吐雾的“云”，调侃四川不如改成“二云省”。”

其实早在1922年，她就发表过一篇文章《四川为什么糟糕到这个地步》，这表文章发表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上。陈衡哲少女时期，父亲在成都做官，少女时代在成都她曾目睹军阀统治的四川。

文章发表后，四川新闻界炸了，他们群起而攻之，气势汹汹地对其口诛笔伐，尤其是《新新新闻》和《新民报》对她的攻击几乎刀刀见血。

她被骂成了“学了点羊皮毛的女人”“摆洋架子和臭架子的阔太太”“卖弄华贵的知识分子”和“文化领域的汉奸”，她的私生活也被揭露了个底朝天：

暗恋胡适，由于江冬秀河东狮吼胡适惧内不敢离婚，她想做白话文祖师爷的如夫人不得，没奈何才下嫁给了川人任鸿隽。

爱就像咳嗽，藏是藏不住的，陈衡哲与胡适的微妙感情蛛丝马迹很多：

1）1920年8与16日，胡适江冬秀的第一个女儿，胡适为其取名“素菲”，后来素菲不幸染病夭折，胡适作短诗《素菲》悼念，最后，他在下面注释：“三个朋友一年之中添两女，吾女名素菲，即用莎菲之名。”

素菲夭折后，陈衡哲把自己的女儿任以书给胡适作了干女儿。

2）早年陈衡哲《洛绮思的问题》，夏志清认为，“这篇小说我认为影射了陈、胡二人之间不寻常的关系，至少也透露了陈对胡的一些爱慕。”

3）1931年1月5日，胡适日记：

“与莎菲谈，她说Love是人生唯一的事四川大学历史系美女；我说love只是人生的一件事，只是人生粗多活动的一种而已。她说：“这是因为你是男子。””

是非之地，不宜久留。1937年，陈衡哲夫妇离开四川。

在20世纪40年代后，陈衡哲就逐渐淡出人们视线了。1945年后，她就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评论。1948年北平被围，驻美大使胡适选择离开，他先从北平飞往南京，接着又从南京来到上海，当时陈衡哲、任鸿隽夫妇，杨绛、钱钟书夫妇都在上海，杨绛在《悼念陈衡哲》中回忆：

“当时五个人，我们很自然地把座椅挪近沙发，围坐一处，很亲近地谈天说地。谈近事，谈铁托，谈苏联，谈知识分子的前途等。”

《悼念陈衡哲》还提到一个细节，作为“闺蜜”，陈衡哲有一件事欲言又止又忍不住要说，她曾问杨绛能不能守秘密，“钱钟书都不告诉”，后来再这个秘密，杨绛以“因时隔多年而淡忘”搪塞过去了。”

现在看来，这件欲言又止又忍不住要说的事，很有可能，那天她们聊得就是她对胡适的微妙感情。

陈衡哲和丈夫晚年定居上海，陈后来得了眼疾，几近失明。晚年失明还不是陈衡哲最痛苦的事，因为“文革”，她曾遭道两次抄家，她与丈夫的珍贵照片、书稿、诗作，几乎全部被付之一炬。

1961年，任鸿隽突发脑溢血。

1976年1月7日，86岁的陈衡哲因肺炎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一代传奇在凄凉中画上了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