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林什么学历怎么样？
杂交水稻之父
这是一个被延宕邓小林什么学历了许久邓小林什么学历的话题，还得从袁隆平第一次走出国门说起。
那是1979年4月，袁隆平应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之邀，飞抵IRRI总部所在地马尼拉。 马尼拉和长沙之间没有时差，但那个温差实在太大，此时的长沙还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而赤道热风中的马尼拉已是一个酷热无比的大蒸笼，不过，一个长时间追逐太阳的人，他对这样的温差也早已习惯成自然，感觉就像是一次南繁之旅，只是走得比天涯海角更远。
拥有两千多万人口的马尼拉被誉为“亚洲的纽约”，它不只是菲律宾共和国的首都，也堪称是一座国际稻都。 1962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出资，菲律宾大学提供土地，在马尼拉远郊建立了国际水稻研究所总部，这是亚洲历史最久也是最大的国际农业科研机构，其性质是一个自治的、非盈利的水稻研究与教育组织，以减轻人类的贫困和饥饿、提高水稻种植者和消费者的健康水平、保证水稻生产的环境可持续性发展为使命。 IRRI有着广泛的科研范围，很多研究课题都是由育种家和生理学家共同参与，如遗传改良、生物信息学技术在功能基因的发现与识别、基因与蛋白质的表达与功能研究、水稻品质研究、转基因研究等。 该所是最早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国际农业研究机构之一，也是袁隆平和中国杂交水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第一座桥梁。
2016年9月下旬，一场台风过后，我对菲律宾的杂交水稻作了十余天的田野调查。 到了马尼拉才发现，我憧憬已久的IRRI总部其实并非设在马尼拉，而在马尼拉以南约一百公里的内湖省洛斯巴尼奥斯镇。 此时，离袁隆平第一次抵达这里已时隔三十七年，对于人类那已是遥远的记忆，而一座造型别致、很有现代感的大门，连同那一幢幢很有现代感的建筑，仿佛故意抹杀了岁月，没有太多的沧桑感，也不见遮蔽阳光的沧桑树影，那在时光和年轮中铺展开的稻田，播种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种子。 ——这是那些聪明绝顶的科学家不断创造水稻新品种的试验田，也是保存和传承全世界水稻品种的资源库。 这么说吧，如果某一地区的稻种在自然灾害或战火中毁灭殆尽，你在这里还能找到保存下来的种子和秧苗。
旷野中的一条路，被白得耀眼的阳光照得像一束光芒，当年，年届天命的袁隆平就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那还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水稻学术会议，第一次在世界上亮相，而中国杂交水稻也随着他的身影从此进入了国际视野。 那次会议有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两百多名科学家出席，几乎都是国际水稻研究界的名流大腕，而袁隆平在他们眼里还是一副陌生的面孔，冠盖云集之下，名流大腕们都在互相握手、热烈拥抱，其实也没有几个人注意他。 直到他用英语宣读论文时，很多人好像才突然发现了他，又像在重新打量他。 他那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一副像稻农一样黝黑而质朴的脸孔，感觉就像两个人。 这与他无关，他从来不关注别人怎么看自己。 在一双双几乎是瞪着他、逼视着他的眼光下，他的意念全然集中在他的一个个论点上。 渐渐地，台下变得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在静悄悄地谛听一个来自中国的声音。 这篇题为《中国杂交水稻育种》的论文，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没有一句话是可以轻视或不值得关切的，袁隆平和中国杂交水稻艰苦卓绝的探索之路，又几乎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完成，与其说像一个神话，弗如说像一个秘闻。 事实上，这也是袁隆平第一次将中国杂交水稻的技术路线向国际水稻界公开通报。 而国际水稻研究所自1970年就启动了杂交水稻的研究课题，但由于一些关键性的技术难题一直难以从根本上突破，不得不于1972年中断研究。 以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几乎可以调动国际水稻界最具智慧的头脑，拥有世界上最尖端的科研设备，还保存了全世界最丰富的水稻品种资源、知识和信息，但他们却没有取得成功，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偏远山区的农校教师，怎么又会攻克这一提前判了死刑的世界性难题呢？ 这让很多人满脑子里充满了惊叹号和问号。
一位印度专家发问了，而且一问就问到了那个关键的难点上邓小林什么学历：对水稻这种自花授粉植物的杂种优势的利用，主要取决于异交率的高低上，异交率越高，杂种优势的利用率也就越高。 这是谁都知道的，但如何提高异交率又是最难的，中国杂交水稻的异交率如此之高，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达到的？
袁隆平用眼神跟那位长着一脸大胡子的印度专家打了个招呼，带着他那刚果布式微笑答道：“我们采取的办法其实很简单，一是割叶，以此扫除花粉传播的障碍邓小林什么学历； 二是进行人工辅助授粉（Supple-mentary pollination），通过试验，目前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赶粉。 ”
赶粉？ 一位澳大利亚专家特别好奇，他抢过话筒问袁隆平怎样赶粉。
袁隆平一边微笑一边打着手势比画说：“在目前的条件下，这是我们自己摸索出来的一种土办法，先在制种田里间隔种植母本（不育系）和父本（恢复系），到了扬花期，当母本和父本花期相遇时，在晴天中午时分，用一根竹竿或两头牵扯的长绳扫过父本的穗子，使父本雄蕊的花粉振脱而出，这些花粉就会均匀地飘落到母本张开的颖花柱头上，这样就可以促进母本受精，提高异交率，从而产生更多的杂交一代（F1）种子。 ”
这方法听起来还真是很简单，甚至很原始，但科技含量很高，而中国人竟然就在这种简陋的条件下，攻克了一道世界性难题，让满堂又发出了一片惊叹声。 尽管这些专家对中国杂交水稻尚未眼见为实，但通过袁隆平严谨而缜密的论述和绘声绘色的描述，那赶粉的场景仿佛历历在目。 当袁隆平回答了所有的疑问后，与会代表一致公认，中国杂交水稻无论在研究上，还是推广应用上，已经跨入了领先于世界的第一步，至少在中国人之前，还没有谁把一粒杂交水稻种子从试验田里推广到农民的田间地头，不是不想推广，而是还根本没有人像袁隆平一样培育出可以大面积推广应用的种子。
中国杂交水稻能在如此艰苦简陋的条件下迈出了世界性的第一步，让此前那些半途而废者又有了奋起直追的信心，就凭他们所拥有的科研设备、品种资源，只要借助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就有成功的可能。 就在袁隆平第一次走进IRRI总部后不久，当年10月，国际水稻研究所便与我国签订了合作研究杂交水稻的协议，中断了七年之久的杂交水稻研究课题又重新上马，而他们要延请的中国专家，袁隆平理所当然是第一人。 不过，从接下来的事实看，他们还是有点看扁了这位像稻农一样的中国专家了。
袁隆平第二次去菲律宾的时间有些不确定，据他最近回忆是1981年10月，但在《袁隆平口述自传》一书所附的年表中则为1980年。 这年5月，他先是应邀赴美担任杂交水稻制种的技术指导，随后才转赴马尼拉。 作为IRRI特聘研究员，他一开始在待遇上并未提出什么要求，反正有例可循，你给别的特聘研究员什么待遇，就给他什么待遇。 但一看IRRI给他开出的月薪，竟然是八百五十美元，他愤怒了。 诚然，八百多美元，这在当时的中国国内实在不低了，差不多是一般科技人员的十倍，但在IRRI却是实习研究生的标准。 袁隆平不是来这里实习的，而是来这里进行技术指导的中国专家。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黑着脸向所长斯瓦米纳森（M.S.Swaminathan）提出了严正抗议，连那又黑又硬的短发也一根根挺立着，抗议之后他就准备拂袖而去。
斯瓦米纳森博士曾担任过印度农业部长，也是国际著名的水稻专家。 在他的印象中，袁隆平是一位衣着简朴但言行得体的中国专家，别看他外表像一个稻农，骨子里却有一种绅士风度。 他确实看得很准，但他此前还真没有看出这个中国人骨子里还有另一种东西——一股硬气。 此时，一看不对头，他赶紧向袁隆平连声道歉，那一向显得挺拔而傲岸的身躯，在一位中国专家面前一次次俯首弯腰。 但袁隆平还是执意要走，斯瓦米纳森赶紧用双手紧紧抓住袁隆平的手，热乎乎地极力挽留他，并把袁隆平定为特别研究员，将每月工资提到一千七百五十美元，比研究员还高出五十美元，一直挺着腰杆、黑着脸的袁隆平，这才答应留了下来。
但他一直有些疑惑，IRRI怎么会给他开出一个实习生的月薪呢？ 后来，斯瓦米纳森博士才对袁隆平透露了真情，那时袁隆平在中国国内的地位不说很低，也确实不高，又没有博士学位，而在IRRI进行技术指导、合作研究的不说博士，很多都是院士，如果给袁隆平同等待遇，他们担心这些国际著名专家不服气，钱还是小事，主要是担心他们觉得丢面子。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尽管袁隆平在1979年的国际水稻学术会议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与会的国家专家也一致公认中国杂交水稻的研究和推广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无论是斯瓦米纳森本人，还是其他专家，都还没有亲眼见过中国杂交水稻，也并不完全相信杂交水稻有那么神奇。 当然，还有一个不说袁隆平也能猜到的原因，那时候中国刚改革开放，国际地位并不高，而一个科学家的国际地位与自己祖国的国际地位往往也是成正比的，不一定是绝对的，但至少是相对的。 或许，就是这样综合权衡之后，IRRI才决定给袁隆平八百多美元的月薪，而相比于中国科研人员那么低的工薪，IRRI估计袁隆平应该可以接受。
袁隆平听了哈哈一笑。 斯瓦米纳森既然说了实话，他也是实话实说：“我们在国内是从来不争经济利益的，但到了您这儿，那就不一样了，我也不在乎钱多钱少，但不能不在乎中国科学家的尊严！ ”
后来有人说，斯瓦米纳森和袁隆平是“不打不相识”，此言不虚，斯瓦米纳森对一个中国专家乃至对中国都有了更深的理解，而袁隆平对世界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尽管得到了应有的国际待遇，但他并不觉得有多高兴，这事让他打心眼里反思，如果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落后于世界，如果一个科学家在自己的祖国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地位，在世界上也会被人们小瞧。 一切的真实就是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尊重科学，尊重自己的科学家。 随着袁隆平在国内的地位节节攀升，尤其是他领导的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获得国内第一个特等发明奖后，他的国际地位也显著上升了。 斯瓦米纳森博士就是这样直说的，“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给您颁发了‘特等发明奖’，而且您的伟大成果也让我们亲眼看到了”，于是，才惊现了让袁隆平遭到“突然袭击”的一幕，那也是让无数中国人倍感荣耀的一幕，又不能不说，那也是让我们的某些同胞一直到现在还颇为纠结的一幕。
那次“突然袭击”发生在1982年秋天，袁隆平一如既往地来到马尼拉，出席IRRI一年一度的国际水稻学术会议，但这次的气氛却有些不同既往的庄重，斯瓦米纳森所长事先没有打招呼，在会议开幕前就请袁隆平到主席台就座，那还不是一般的请，他还特意走向袁隆平，微微躬身，一只手向前伸着，一步一步地引领着袁隆平走向主席台。 在这个庄严的行进过程中，在他们前方的屏幕上，投影机打出了袁隆平的巨幅头像，同时迭出了醒目的英文字母——“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袁隆平看见了，他仿佛还是第一次看清楚自己的模样，而且是和“杂交水稻之父”叠加在一起，这让他感到很突兀，却也很镇定。 而此时，来自世界各国专家一齐起立，一齐看着他，这与他们第一次看他的目光是不一样的，那眼神里透出来的不是审视，而是向他行注目礼。 当袁隆平登上主席台后，斯瓦米纳森博士用充满了敬重的声音说：“今天，我十分荣幸地在这里向你们郑重介绍我的伟大的朋友、杰出的中国科学家、我们IRRI的特邀客座研究员——袁隆平先生，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 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 他的成就给世界带来了福音！ ”
在一连串伟大的、杰出的、当之无愧的礼赞过后，全场再次起立欢呼，向他鼓掌致敬，一个中国科学家的身影，在目光、灯光和镁光灯的交相辉映下，如同一个迸发出奇异光辉的晶体。 他的世界级声誉由此开始。 随着一个“杂交水稻之父”的命名，袁隆平和中国杂交水稻，在第一时间就如同旋风般席卷了菲律宾各大媒体，随后又在中国和世界上产生了螺旋传播效应，一个“杂交水稻之父”像农人一样质朴的形象，带着他那标志性的刚果布式笑容，从此在国际上扩散开来，如今这个荣誉称号早已不用打引号，他成了袁隆平的另一个名字。 中国的袁隆平，从此成了世界的袁隆平。 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世界公民。
袁隆平没有谢绝“杂交水稻之父”这一称号。 对于他，这其实不是荣誉，也不是比喻，一切的真实就是如此，他倾注心血培育出的杂交水稻，就是他的亲生孩子啊，他为之付出的爱与精力，甚至远远超过了对自己的几个儿子的。 诚然，那曾经遭遇的屈辱，让他感觉到一个中国科学家要赢得国际同行的一致公认和尊重有多么不容易，而以中国杂交水稻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这是应有的、当之无愧的尊重。 对此，袁隆平感到“很欣慰，很受鼓舞”，但在会后，他又半开玩笑地对斯瓦米纳森说：“您今天这样突然袭击，大张旗鼓地‘贩卖’我，可真叫我有点措手不及呀！ ”这正是斯瓦米纳森特意要给袁隆平的一个惊喜，也是一次迟到的加冕和正名，斯瓦米纳森就是这样说的：“今天，也算是我们正式为您正名吧！ ”
只有正视，方可正名。 如果说袁隆平和他领导的全国秈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获得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特等发明奖，是来自祖国的最高肯定，那么袁隆平在1982年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则从一开始就不是中国关起门来的自我加冕，而是国际同行对袁隆平和中国杂交水稻的高度认可，是来自世界的庄重加冕。 有人把袁隆平称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也是对的，但袁隆平这个“杂交水稻之父”其实是没有定语的，他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从袁隆平和斯瓦米纳森等国际同行的交道看，还真应了中国那句“不打不相识”的老话，“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这是袁隆平先生的一句名言，也是他发自肺腑的感慨，他把国际上给他的荣誉都视为中国的荣誉、中国科学家的荣誉。 诚如斯瓦米纳森所说：“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 ”
对于袁隆平获得的这一世界性荣誉，我在IRRI展览馆里找到了历史证据。 该馆从头到尾地展示了世界水稻发展史，而当历史漫长得要以万年来承载，能够在这里留下一个名字者也寥若晨星，哪怕是一笔带过的人，也是曾经创造和改写历史的人杰。
在展厅里我看到了一幅袁隆平以探究的眼光凝视着稻穗的照片，还有他当年攻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关的英文介绍，而就凭这一关键性突破，就已奠定了他作为杂交水稻之父的地位，更遑论他后来更伟大的成就了。 环顾整个展厅，这是一个赫然醒目、谁也无法忽视的存在。 以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权威性，我已经求证到了一个权威的答案，我深信这也是一个永恒的答案。 其实，袁隆平从未以“杂交水稻之父”自居，一个科学家的根本追求，从来就不是去争个什么第一，什么之父，袁隆平穷其一生的追求，可以说是从饥饿出发，从最初的目标到终极目标，就是为了让人类远离饥饿。 若要还原袁隆平，一旦偏离了这条主线，将会从根本上失真。 世界性的荣誉，其实也是一种世界性的责任，有人说杂交水稻是他和这个世界签下的生命契约，尽管这只是一个比喻，但袁隆平本人并不认可这一说法，“契约关系经常是相互的，权利和义务之间往往是互相捆绑在一起的，我的义务保障的是你的利益，而你的义务保障的是我的利益”，而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我的利益”这一诉求，一心只想用一粒种子来拯救饥饿，让人类远离饥饿，免于饥饿的恐惧。 他觉得这是一种义不容辞的世界性的担当和使命。 袁隆平对此也感到有压力，即便在回忆中也能感觉到他有一种无形的沉重，他沉声说：“国际上给你这么一个荣誉，你就不能躺在功劳簿上，还要继续努力啊！ ”
自那以后，中国与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合作越来越密切，而一个杂交水稻之父和中国杂交水稻就是维系这种国际合作的一条紧密的纽带。 1980年秋天，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国际水稻研究所在长沙共同举办的国际杂交水稻育种培训班，那时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还没有成立，主要由湖南省农科院承办。 这还只是一个开端，还有待接下来继续叙述。 袁隆平除了担任培训班的主讲老师，还要经常出国进行技术指导。 迄今为止，他已三十多次赴马尼拉，或去IRRI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做技术指导，或是开展国际合作研究。 对于世界，他也像对待自己的祖国一样，除了传授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技术，IRRI的杂交水稻研究重新上马后，选用的母本中就有中国赠送的三个“野败”型不育系。 通过袁隆平和其他国际水稻专家的悉心培育，许多国家都分享了这一宝贵的种质资源，陆续育成了许多优良的不育系和高产的杂交组合。 一粒粒来自中国的种子，一旦接触大地，便随风生长繁育，生出无穷数的种子，一点一点地改变着水稻王国的版图。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在1984年成立后，又为杂交水稻的国际合作搭建起了一个平台。 1986年10月，首届杂交水稻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长沙召开。 对于杂交水稻当时的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这是一次具有战略性的会议。 对此我在前文有所提及，但还有一些细节我此前未曾提及，特意留在这里叙述。
在开幕式上，斯瓦米纳森博士开宗明义，指出了杂交水稻对于人类的意义：“发展中国家的耕地越来越少，人口却越来越多，唯一的办法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中国在杂交水稻方面的成功，为解决这个问题作出了榜样。 ”——这短短的几句话，就把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说透了。 这其实是一个土地与生命的辩证法，地球只有那么大，土地是几乎永远不会增长，而且几乎开垦到了极限，而在有限的土地上人口却在不断增殖，若要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只有一条路，而且是几乎别无选择的一条路，那就是不断提高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而粮食增产的速度，必须赶上人口的增速，人类才不会陷入饥饿的绝境，生命才有最基本的保障。 而杂交水稻，就是袁隆平和中国科学家创造的一个让粮食大幅度增产的奇迹，一条神奇的路。
在记者招待会上，斯瓦米纳森博士又意犹未尽地说：“长沙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很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湖南农业科学院、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在这里。 ”斯瓦米纳森还代表IRRI向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赠送了用中英两种文字镌刻的纪念匾，他对这个刚刚成立两年的研究中心充满了世界性的期待：“我相信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不仅仅是湖南和中国的研究中心，同时还是全世界的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这也是很多国际水稻专家共同的期待和祝愿，菲律宾原农业部副部长、IRRI高级科学家费马尼博士就表达了他真诚的祝愿：“中国有句古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对于水稻科研工作者来说，应是上有天堂，下有长沙，因为，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就在长沙，这里是各国杂交水稻科研工作的圣地！ ”
把长沙打造为国际杂交水稻之都，也是一个杂交水稻之父由来已久的一个梦想。 袁隆平在2013年与习近平总书记“共话中国梦”时也郑重提出来了，那就是举全国之力，打造一个集科研力量、种子资源、优秀人才于一体的综合平台，使它成为杂交水稻的国际培训中心、会议中心、展示中心、交易中心。 如果能够在杂交水稻的发源地打造这样一个“国际杂交水稻之都”，中国杂交水稻才能够更快地走向世界，一个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就会早日梦想成真。 这不仅是袁隆平的梦，也是中国梦、世界梦。 近年来，中国农科院一直在推进“IRRI-中国合作伙伴关系”，而IRRI与中国的精诚合作，也堪称是国际合作的典范，这样合作是双赢的，一方面是中国拥有领先世界的杂交水稻技术体系，还有不断更新换代的杂交稻种，通过IRRI所搭建的国际平台，让全世界都能得以分享； 一方面，IRRI也为我国提供了大量的优质水稻品种和基因资源，从而促进了我国水稻新品种的培育与利用，与此同时，双方在科研人才的培养和交流上也卓有成效，IRRI为中国培养了不少硕士、博士，他们都成了中国水稻领域的科研骨干。 中国政府对双方的合作也是高度赞赏的，2007年，还为IRRI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斯瓦米纳森所长退休后，国际水稻研究所依然延续着同中国的密切合作。 近年来，又在“绿色超级稻”“全球水稻科学合作伙伴关系计划”“全球3000份水稻核心种质资源重测序项目”等大型国际合作项目上进一步合作。 罗伯特·齐格勒多次公开表示，在全球稻米储备日益减少、国际米价高涨的严峻形势下，“IRRI与中国的合作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双方合作前景极为广阔”，接下来，IRRI将在资金和技术支持等方面进一步深入拓展与中国的合作，以帮助面临大米危机的发展中国家提高本国稻米产量，早日实现大米供应自给，让那些在饥饿中挣扎的生命早日得以救赎。 他一再强调“双方合作前景极为广阔”，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在发展杂交水稻技术方面无疑是世界的先驱，含有中国成功经验的杂交水稻技术当前正在许多国家推广，为提高这些国家的稻米产量起了关键作用。 许多发展中国家当前迫切需要提高稻米产量，杂交水稻无疑是他们最需要的技术之一，而杂交水稻的发展空间巨大”。 ——这个巨大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呢？ 这么说吧，如果杂交水稻是一场在中国稻田里掀起的绿色革命，目前仅仅还只是波及了世界，倘若这场绿色革命能在全世界的稻田里掀起，那又将是怎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情景？
第二次绿色革命
追溯第二次绿色革命，先得从那个“绿色革命之父”诺曼·布劳格说起。 关于他，我在前文也已反复提及。 无论对于我们的主人公袁隆平，还是我们的主题，如果对诺曼·布劳格和他的“绿色革命”没有比较详细的了解，就无从解读一个“杂交水稻之父”和由他开创的“第二次绿色革命”的世界性意义，袁隆平和杂交水稻的意义将变得十分狭隘。
布劳格比袁隆平年长十五岁，1914年出生于美国艾奥瓦州克雷斯科市附近一座农场，父亲是挪威籍美国农夫。 他从小在父亲的麦田和牲畜群中长大，后来考上了明尼苏达大学，获得了林学专业的学士学位和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 布劳格的成长经历与袁隆平颇为相似，他经历了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这次大萧条带来的大饥荒，“饿死了数百万人”，这个数字比较含糊，到底有多少呢？ 一说有八百万人以上被饿死，约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七。 1931年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仅纽约一地，一年中就有两万多人饿毙街头，这还是记录在案的数据。 大萧条时期出生的儿童后来被称作“萧条的一代”，身材矮小，当美国参加二战需要补充大量兵员时，因体质不合格遭淘汰的达四成。 当时，全美有三百多万儿童失学，女孩子为了养家糊口被迫以十美分一次的价格廉价地出卖自己的肉体。 人类一旦陷入大饥荒，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是一样的悲惨。 袁隆平青少年时代经历过、看见过的悲惨的一幕幕，布劳格也一样会眼睁睁地看见，那些饥不择食的美国人，也一样吃野草根、蒲公英，这都是给牲口吃的东西，甚至连牲口也不爱吃。 而那些可怜的母亲牵着孩子们在街道上、码头上转悠，一见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立马就扑上去同饥饿的野狗争抢。 还有更恶心的，美国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就曾描述了他看见的一幕：“无家可归的人在饭馆附近来回踯躅，把泔水桶的盖子掀开找腐烂的东西吃。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曾如是感慨：“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 ”当时的美国已变成了地狱，据《富兰克林·罗斯福全传》记载，纽约大街在大萧条时期流行一首儿歌：“梅隆拉响汽笛，胡佛敲起钟。 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 ”
布劳格在经历大萧条、大饥荒后，毅然决然地作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大萧条的黑色土壤让我投身农业。 ”
这也是袁隆平矢志不移的选择：“一定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 ”
美国的经济大萧条绝不只是美国的危机，以美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力，必将波及许多国家，形成世界性的大萧条、大饥荒。 当美国进入罗斯福时代后，开始推行他卓有成效的新政，从经济危机的深渊中拯救了美国。 随着美国以至全球性的经济复苏，随之而来的便是人口剧增，这就必须有赶得上人口增速的粮食增产。 1942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与墨西哥农业部开展一个合作项目，以解决墨西哥因小麦秆锈病造成的大量饥荒，布劳格毅然辞去杜邦公司的高薪聘用，加入这个项目。 布劳格在墨西哥的稻田里一干就是十六年，经反复试验，培育出了抗病、耐肥、高产、适应性广的半矮秆小麦。 此后，他又将这种矮生小麦与一种日本矮生突变体小麦通过多次杂交，最终培育出了能够在大风严寒气候中获得高产的半矮生抗病新品种，在推广之后取得了令人惊奇的增产效果。 1956年，墨西哥的小麦产量比布劳格刚来时的1944年翻了一番，达到自给自足的水平。 到1963年，墨西哥百分之九十五的小麦作物都是布劳格的新品种小麦，当年，墨西哥的小麦收成已是1944年的六倍，一个饥荒中的墨西哥，最终成为一个小麦出口国。
布劳格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从墨西哥开始，随后在全世界推广，但在推广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如印、巴等国，当地政府抱着狭隘的偏见，一开始就将布劳格的小麦新品种视为“西方植物取代本土种植物”而拒之门外。 科学无国界，说来容易，但每往前推进一步又谈何容易，一粒种子不光是要播种在田地里，还要播撒在人心里。 时至1965年，由于印巴战争给两国都带来了严重饥荒，两国才开始允许布劳格进行矮生小麦的试验，结果是，两国家都在“绿色革命”中获得了大丰收，小麦产量均以每年百分之七十的速度增长，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印巴两国的小麦增产量开始超过人口增长率，到了20世纪80年代，印度这样一个仅次于中国的人口大国，不但解决了饥荒问题，还成为了小麦净出口国。 科学无国界，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问题？ 1968年，美国国际发展机构（USAID）在年度报告中将印度次大陆的粮食增长现象称为“绿色革命”。 ——这也的确是一场足以改变世界颜色的绿色革命，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世界粮食产量翻了一倍，很多人认为，正是“绿色革命”转变了20世纪前半时期的全球饥荒局面，并拯救了大约一百万人的生命。 这个数字还可能低估了。 不过，布劳格的地位却没有被低估，作为“绿色革命”的先驱，他被公认为“绿色革命之父”。 1970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词对他给予了这样的评价：“他帮助一个饥饿的世界，为之提供了面包，这种帮助超越了同时代任何人。 我们作这个决定是因为，得到面包的同时，也得到了和平。 ”——这也足以说明粮食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关系是何其紧密，而农业科学也非同一般的科学或生物学，它超越了生物学的意义。
理解了诺曼·布劳格和他的绿色革命，就可以理解袁隆平和杂交水稻的意义了。
20世纪60年代初，当诺曼·布劳格在墨西哥麦田里的掀起一场绿色革命时，身在中国稻田里的袁隆平，还不可能与他有任何交集，一场改变世界颜色的绿色革命之风，也远远没有吹到了中国。 当小麦的杂种优势利用被诺曼·布劳格攻克后，世界上的五大农作物，水稻、小麦、玉米、油菜和棉花，只有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一直难以从根本上突破，而这就是袁隆平要攻克的一个大限，一道世界性难题，甚至比布劳格攻克杂交小麦还要难得多。
杂交水稻既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又被称为“第二次绿色革命”，这一说法从一开始就出自国际人士之口。 那是1987年11月3日，袁隆平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颁发的“1986—1987年度科学奖”，这是他第二次获得国际科学大奖，获得了一万五千美元的奖金，这在80年代也是一笔巨额奖金了，他全部捐献出来，作为杂交水稻奖励基金，后来又正式设立了“袁隆平农业科技奖励基金”，原始基金数额为人民币两百万元，主要来源于袁隆平先生的捐赠款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款，以奖励在这一领域有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很多当年参与协作攻关的科研人，如冯克珊、颜龙安等，都获得了袁隆平农业科技奖。
一段插叙过后，这里还是回到“第二次绿色革命”这个主题上来。 就是在这次颁奖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先生在致辞中赞扬袁隆平在杂交水稻上所取得的开创性成果，是继20世纪70年代国际上培育出半矮秆水稻之后的“第二次绿色革命”。 这一说法很快就在国内外传开了。 在中国当代稻作史上，黄耀祥开创的“矮化育种”和半矮秆水稻，这是在中国稻田里掀起的第一场绿色革命，而袁隆平开创的杂交水稻，也就是当之无愧的第二次绿色革命。 ——这是中国稻田里掀起的两次绿色革命。 但若把目光扩展到20世纪的全球范围，人类至少掀起了两次绿色革命，第一次绿色革命就是诺曼·布劳格博士在墨西哥的麦田里掀起的，若从这个意义看，第二次绿色革命则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中国的稻田里掀起的，他也是当之无愧的第二次绿色革命之父。 这样说，我绝无贬低黄耀祥的开创性意义，这是有严格的科学前提的，那就是从自花授粉作为杂种优势利用这一突破性或开创性的意义去看。
诺曼·布劳格离中国并不遥远，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与袁隆平主持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合作，并于1996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1997年8月，一次以探讨“作物杂种优势遗传与利用”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总部设在墨西哥的埃尔·巴丹的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举行，来自六十多个国家的五百多名代表，几乎云集了世界各国农业科学界和遗传育种学界的大腕和精英。 尽管群星闪耀，光芒四射，但有两个看上去不那么引人注目却又一直为目光所追逐的身影，一个就是在墨西哥的稻田里掀起了一场世界绿色革命、被誉为“绿色革命之父”的布劳格博士。 一个是在中国的稻田里掀起了又一场绿色革命、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院士。 经大会组委会推举，决定授予五位在农作物杂种优势利用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或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国际农作物杂种优势利用杰出先驱科学家”荣誉称号，而袁隆平既是开创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先驱，又在水稻大面积杂种优势利用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他获得这一殊荣没有任何悬念。 在授奖仪式上，国际水稻研究所的费马尼博士向代表们介绍了袁隆平的事迹，当他提到袁隆平被国际同行誉为“杂交水稻之父”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布劳格博士热烈地拥抱了袁隆平，有人称，“这是20世纪两次绿色革命的热烈拥抱”。
第二次绿色革命，不只是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袁隆平在中国稻田里掀起的第二次绿色革命，首先就传播到了美国的稻田。 美国曾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杂交水稻，因三系配套未能实现，无法在生产上利用。 1979年5月，美国西方石油公司下属的圆环种子公司总经理威尔其访华时，惊奇地发现中国人正在种植美国人没有搞成功的杂交水稻，他立马意识到这是一个商机，向中国农业部种子公司询问这个发明的专利权属于谁。 那时中国还没有什么专利保护意识，赠送给他三个组合的杂交稻种（共一点五公斤）。 尽管威尔其得到的种子不多，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是中国杂交水稻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威尔其回国后，当年就把这三个组合的杂交稻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农业实验站的稻田里进行小区试种，结果比美国原有高产常规水稻良种Starbon自考网 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增产达三成左右。 一般来说，通过改良常规种子增产5％就非常了不起了。 这年底，威尔其又一次来到中国，这次他就是冲着中国的杂交水稻而来，不是来要种子，而是来购买专利技术。 经过谈判，他与我国农业部种子公司签订了在种子技术方面进行交流和合作的原则性协议。 1980年1月，威尔其第三次来华，双方签订了正式合同：由圆环种子公司先付给中国种子公司二十万美元首期技术转让费，中国即派出制种专家赴美国传授杂交水稻制种技术。 在美国制种，制出的种子在美国、巴西、埃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销售，每年从销售总收入提成百分之六付给中国种子公司作为后续报酬，合同期长达二十年。 ——这是一项对于两国和两国农业科学技术都很有意义的合同，也是中国农业第一个对外技术转让合同，杂交水稻作为我国出口的第一项农业科研成果转让给世界第一强国美国，拉开了杂交水稻国际化的序幕，这也是中国与世界在农业领域的第一笔知识产权交易。 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西方大国，按常理，应该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可这一次颠倒过来了，而颠覆这一切力量，就是中国人创造的“东方魔稻”！ 这一技术转让合同，在第一时间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足以用举世瞩目来形容。
1980年5月9日，袁隆平作为首席专家，与湖南省农科院副研究员陈一吾、慈利县良种场场长杜慎余等三人组成的中国杂交水稻专家组，飞越太平洋，抵达了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天使之城”——洛杉矶。 这些来自大陆腹地的中国专家，还是第一次在世界上走得这么遥远。 威尔其和圆环种子公司的几位专家早已在机场等候着他们，像迎接天使一样迎接他们。 而在此前，他们还从未见过面，威尔其满面笑容地迎了过来，作为首席专家的袁隆平走在前边，第一个向威尔其伸出手，但威尔其和这位首席专家只是礼貌性地轻轻握了一下，然后就直奔袁隆平身后的陈一吾副研究员，又是拥抱，又是贴脸，口里连声地欢呼：“您好，尊敬的袁先生！ ”显然，威尔其认错人了，这也不能怪他，袁隆平长得又黑又瘦，简直就像个刚刚从稻田里爬上来的农民，威尔其估计他也是一位来帮专家们干粗活的农民，而陈一吾副研究员一看就是一位器宇轩昂、学富五车的首席专家。 等到威尔其明白过来，一下尴尬地笑了起来，威尔其那亲热劲儿，也搞得陈一吾挺尴尬的，而袁隆平笑得特别开心，他那一脸刚果布式的笑容，给威尔其留下了深刻印象，无论走到哪里，他再也不会认错人了。
袁隆平等人经历了十多个小时的长旅，从东八区的长沙飞到西八区的洛杉矶，时差还没有倒过来，感觉还停留在长沙的昨日。 但他们还来不及休息，又登车奔赴加利福尼亚南部小镇埃尔森特罗。 当晚，威尔其在饭店里为中国专家举行一个小型晚会，袁隆平唱了一首他在大学时代就最爱唱的美国黑人民歌《老黑奴》（Old Black Joe）：“快乐童年，如今一去不复返，亲爱朋友，都已离开家园，离开尘世到那天上的乐园，我听见他们轻声把我呼唤，我来了，我来了……”一个又黑又瘦的中国农学家，那低沉的、充满了沧桑与惆怅的歌声，给威尔其和在场的所有美国人，又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他们在小镇上住了一晚，才把时差倒过来，一早又坐车到达制种基地——加利福尼亚大学农业实验站。 此后，他们每天骑自行车往返于驻地和试验站之间，但美国人喜欢养狗，有一次他们经过一户人家时，这家养的狗狂吠着冲向他们，袁隆平和陈一吾骑的是挂挡自行车，一下冲出了老远，而杜慎余骑的是普通自行车，被狗咬住了裤子，他拼命蹬才挣开了那条狗。 不过，老美把狗训练得很好，一过它主人家的地界，它就不追，也不叫了。
说到圆环种子公司，就不能不说到西方石油公司，而这个石油王国的“国王”，就是被世人誉为“20世纪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大富翁”亚蒙·哈默（Armand Hammer）。 他是1898年出生于美国的俄国犹太人的后裔。 和布劳格一样，他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大饥荒。 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与众不同的是，他的经营时常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他一直关心人类的和平，如果没有和平，一切资本和财富都会在炮火中毁灭，而和平又必须有足够的粮食来维持，一个饥饿的世界是不可能有和平的，这也许就是他在西方石油公司旗下创办圆环种子公司的原因之一。 哈默博士还专门抽出时间来与袁隆平他们会见。 当时已年过八旬的哈默博士，比袁隆平的父亲还年长七岁，但这位健康老人，生命力极其旺盛，看上去竟像六十岁的人。 他和袁隆平一见面就像老朋友重逢般的亲切：“我感谢您的伟大发明为我们提供了无限的商机。 我看得出，您确实是一位毫无功利之心的中国式纯粹科学家。 从市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您的科学发明可能正孕育着一个新兴的产业和一个遍及世界的巨大市场，意味着千万亿美元的新创财富，足以使世界崛起十个西方石油公司规模的新型财团。 光是中国市场，就可以使您成为第二个洛克菲勒啊！ ”哈默博士还邀请他们出席西方石油公司股东大会，首席专家袁隆平被哈默博士邀请上首席，和哈默博士坐在一起，哈默博士把他作为西方石油公司最尊贵的朋友介绍给全体股东。
就在袁隆平回国后的第二年，1981年7月，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特意来中国拍摄了一部彩色纪录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花园里——中国杂交水稻的故事》。 该影片除了在美国放映外，日本电视台随后也在国内播放，引起了轰动。 这里插叙一下，日本对杂交水稻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对袁隆平的科技成果也很尊重。 日本后来出版了一本《神奇水稻的威胁》，称杂交水稻这一海外传奇给日本带来了风暴。 1991年8月，袁隆平应日本学会邀请，赴日本作两系杂交稻研究新进展学术报告。 1996年5月，袁隆平获日本经济新闻社“日经亚洲奖”。 1998年11月，袁隆平又获日本“越光国际水稻奖”。
从第一粒播种在美国稻田里的中国种子，到第一批在美国上市的优质杂交稻米，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袁隆平先后五次应邀赴美传授技术，他的助手尹华奇、李必湖、周坤炉等也都多次奔赴美国的稻田。 中国杂交稻在美国试种了三年，圆环种子公司德克萨斯州种子站于1981年至1984年将中国的五个杂交组合在二十多个水稻产区进行了品种对比试验，按产量位次，前六名都是中国杂交稻，而在美国各地的试种产量比当地当家品种增产幅度平均近五成（百分之四十八），并且早熟八天，适合机械化种植。 在由中国专家负责的大田对比试验中，“威优6号”亩产突破七百五十公斤（七百五十七点五公斤），比当地对照品种高六成以上。 1982年，在美国几个农场扩大了对比试种的面积，每个杂交组合在每个试验点种植六亩，并且完全按美国的栽培方法进行，结果仍然以中国杂交水稻的亩产最高，如“南优2号”，比当地对照品种竟然增产近八成，一亩地的稻田差不多打出了两亩地的稻子，而什么都没有改变，改变了的只有种子，如此神奇的增产效果，让美国人连连发出惊呼：“东方魔稻！ 东方魔稻！ ”
1989年12月，香港媒体报道了一则消息，中国培育的优质杂交水稻已进入美国市场，今年美国人将可以吃上香喷喷的中国大米。 ——这则消息不太准确，应该是美国种植的中国杂交水稻从试验田里走向了大面积的商品粮生产，又从市场走向了美国人的餐桌，中国杂交水稻不但在美国产生了显著的增产效果，并且米质优良，经美国稻米协会鉴定，其精米率也高于对照品种，符合美国稻米市场的要求。 这对那些关于袁隆平和杂交稻“被强调的是产量，被忽视的是质量”的是是非非，也是一个澄清真相的证据吧。
如今，全美水稻面积约为两千万亩，其中三分之一种的是中国杂交稻，平均亩产超过六百公斤，比当地良种增产四分之一以上。 袁隆平付出的心血与汗水，也让他收获了一项项国际大奖和世界荣誉，1993年，美国为他颁发“拯救世界饥饿”荣誉奖，2004年，袁隆平和塞拉利昂水稻专家蒙迪·琼斯博士共同分享了2004年度世界粮食奖。 这一奖项被公认为世界农业领域的最高荣誉，也被称为农业领域或粮食领域的诺贝尔奖，由诺曼·布劳格博士于1986年设立，每年由总部在美国艾奥瓦州得梅因市的世界粮食奖基金会颁发一次，目的是奖励那些“为人类提供营养丰富、数量充足的粮食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奖金为二十五万美元。
在袁隆平获得的难以尽数的国际大奖和世界荣誉中，“世界粮食奖”是他特别珍惜的，当然不是奖金之高，而是有着很特别的意义，一是他对布劳格博士特别敬重，二是这次颁奖之年正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水稻年”。 据袁隆平的秘书辛业芸回忆，她有幸陪同袁隆平先生和夫人赴美参加了颁奖活动，那是2004年10月17日，“在衣阿华州府德梅因金色穹顶的州议会大厦大厅内，隆重的颁奖仪式在高亢嘹亮的号角声中开始”，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在给袁隆平的颁奖词中赞誉：“袁隆平教授以三十多年卓杰研究的宝贵经验和为促使中国由粮食短缺转变为粮食充足供应作出的巨大贡献，从他正在从事的超级杂交稻研究，为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和解除贫困展示了广阔前景，他的成就和远见卓识，还营造了一个粮食更为富足、粮食安全具有保障的更加稳定的世界。 同时，袁隆平致力于将技术传授并应用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十多个国家，使这些国家已经受到了很大的裨益。 ”
这次颁奖会还真是别具匠心，还特意邀请了菲律宾农业部部长来现身说法。 菲律宾是个以稻米为主食的农业国，由于种子不佳，产量低，粮食一直难以自给自足，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米进口国之一。 尽管国际水稻研究所就设在其首都马尼拉，也可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从根本上缓解菲律宾粮食紧缺的还是中国杂交水稻。 为了甩掉粮食进口国的帽子，从1995年开始，菲律宾就把发展杂交水稻作为解决粮食和发展经济的战略决策来抓，袁隆平和一批又一批的农业专家奔赴菲律宾稻田里进行技术指导。 尽管由于其国内的诸多原因，菲律宾至今也没有实现粮食自给，但随着杂交水稻的不断推广，对菲律宾的粮食生产及安全保障已经产生了重要作用和影响，形势已经大为好转了。
说来还有一个得而复失又失而复得的小故事。 袁隆平一行参加完颁奖活动后，又乘机前往美国西南部的德克萨斯州休斯敦，由于人多行李多，把一件行李遗漏在休斯敦机场里了。 当时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不久，在机场这样高度警惕的地方，一件可疑的行李让机场工作人员如临大敌。 而他们在行李内触摸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那神经一下绷得更紧了，一下就想到这是恐怖分子故意留下的定时炸弹。 警方很快就赶来了，在初步探测了一番后，感觉又不像是什么危险品。 但他们还是特别谨慎，小心翼翼开包检查，一个造型别致的精美物件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一看上面的英文，就知道这是一座“世界粮食奖”的奖杯。 这样一个由美国人设立的世界大奖，在美国还很少有人不知道的。 那些紧绷着神经的警察和机场工作人员，从惊恐一变而为惊喜，又兴奋地惊叫起来：“My God！ 一位‘世界粮食奖’的获奖者，竟然来到了我们休斯敦！ ”
袁隆平获得了“世界粮食奖”后，又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2007年4月，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袁隆平飞抵华盛顿，参加美国科学院年会，正式就任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并顺访休斯敦美国水稻技术公司和旧金山孟德尔公司。 出发前，他的腰痛又犯了——这是长年累月在稻田里弯腰劳作落下的病根，很多人都担心老人去不了，但他说：“为了中国人的荣誉，我无论如何也要去美国！ ”他顽强而坚毅的性格又凸显出来了，去，一定得去。 他忍着一阵一阵如痉挛般的剧痛，准时登上了飞越大洋彼岸的飞机。 当一个七十七岁的中国老人挺着腰板，站在世界面前时，他的身材并不高大，在西方人看来还很瘦小，但他炯炯发光的双眼，显示了一个东方民族的渊博与智慧，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 而袁隆平的声誉早已越出了祖国的边界，他不只是中国的袁隆平，也是世界的袁隆平，几乎没有人怀疑，他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级顶尖科学家。
美国科学院院长、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西瑟罗纳说：“袁隆平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七千万人的吃饭问题。 他的当选也为美国科学院增添了光彩。 ”美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帕尔伯格如此热情地、几乎像诗一般地赞誉：“他把西方国家远远甩到了后面，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利用了水稻杂种优势的伟大科学家，袁隆平为中国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这样也降低了人口增长率。 随着农业科学的发展，饥饿的威胁正在退却，他必将引导中国和世界过上不再饥饿的美好生活。 ”
在中美合作中，中国在杂交水稻育种、制种技术上一直占有绝对优势，而美国的现代化农业科技水平也让袁隆平等中国育种专家暗自惊叹，在中国还处于用一根绳子、一根竹篙赶粉的年代，美国人就驾驶着辅助授粉的直升飞机，通过机翼振动来达到辅助授粉的目的。 袁隆平坐在直升飞机上，俯瞰着在机翼下迎风起舞的稻海，那还真是“喜看稻菽千重浪”啊，他也情不自禁地欢呼：“太好了，效果真是好得很呢！ ”
这样的飞机振动授粉，何时才能飞翔在中国的稻田上空呢？ 如今，袁隆平的愿望实现了，在三亚南繁基地也采用无人机辅助授粉技术，一天就可以给三百多亩稻田授粉，授粉效率比以前提高了十倍。
人类的福音
一座临水而筑、绿荫掩映的建筑，如今的容颜已略显陈旧，一看就有年头了。 但有些东西却不为岁月所改变，甚至有历久弥新之感。 我来这里时，正是一场夏雨过后，那经雨水洗净的玻璃幕墙如天空一样湛蓝，幕墙上是袁隆平先生题写的“杂交水稻培训中心”，在光影和云影间闪烁着像稻穗一样金黄的光泽。 这座建筑就是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中心的培训楼，楼前是一方荷塘，那浸润扩散着的水汽与清香带着一种特有的梦幻气息。 “绿树浓阴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唐人高骈的这句诗，放在这里还真是特别应景。 从2015年夏天到2016年夏天，我曾两次入住这座培训楼驻点采访。 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在长沙的夏夜还是一个能看见星月、听得见蛙鸣的地方。
我的“邻居”都是从世界各地来参加杂交水稻技术培训的学员，他们并非一般的学子，而是他们国内水稻界的拔尖人才，很多都是博士、教授和研究员。 他们来到湖南这个杂交水稻的发源地，走进马坡岭的中心试验田，不是为了见证奇迹，而是为了在世界各地传承和演绎这个奇迹。 我和他们朝夕相处，也时常在荷塘月色下与他们交谈。 他们结结巴巴地说着中文，我结结巴巴说着英文，虽说难以深入交流，但也捕捉到了一些东鳞西爪的关于杂交水稻的世界信息。
很羡慕袁隆平先生，一口地道的英语加上他特有的亲和力，他一进入这些来自五大洲的学员中间，仿佛一下就拉近了与世界的距离，立马就与这些不同肤色的学员打成了一片，看上去就像一个水稻王国的酋长，但他又不是那种威严的酋长，更像是一个老天真、老顽童，像年轻人一样活泼敏捷，这是他的好心态，也是他的真性情。 我在一旁观察，这五大洲的学员围着一个中国老人，就像五大洲围绕着一粒神奇的中国种子。 是的，袁隆平创造出了一粒改变世界的种子，他本人何尝又不是一粒种子啊！ 他谈笑风生，妙语连珠，让我想起宋人梅尧臣的一句诗：“池塘梦句君能得，咳唾成珠我未闲。 ”只是那池塘梦，已换作杂交水稻覆盖全球之梦。 过不了多久，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就会从这里把中国种子带回他们的祖国。 这一粒粒种子，像一粒粒钻石，透明，闪闪发光。 但钻石从来就不属于穷苦的农人，而这些种子一旦在他们的祖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它所创造的价值真的钻石也无可比拟。 中国人从未把杂交水稻作为自己的独门秘籍，尽管他们为此而付出了世人难以想象的心血，当从一开始，中国杂交水稻还刚刚在自己的国土上大面积推广种植，就毫不保留地把这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推向了世界。 一粒粒神奇的中国种子，又何尝不是世界的种子、人类的种子！
从杂交水稻国际培训到国际推广，有一个历史的见证人，方志辉。 从1991年到1998年，他一直在袁老师的直接指导下负责省农科院的杂交水稻国际培训的具体教务工作。 追溯杂交水稻国际培训，从1980年秋天就开始了。 袁隆平除了培育一代代杂交水稻种子，也一直把培育人才视为关键任务，他希望有更多的精力培养更好的接班人，除了国内的，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 国际培训，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国外学员来华培训，一种是走出国门培训指导。 这里先说第一种模式，自1984年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先后受国际水稻研究所、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委托，几乎年年都要举办杂交水稻国际培训班。 从1999年开始，我国商务部本着支持“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的意愿，将开办“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TCDC）国际杂交水稻技术培训班作为援外项目，为开展技术援外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在长沙先后举办了近五十期杂交水稻国际培训班，为亚、非、拉的五十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两千多名技术人员，还有一些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技术人员也在这里培训。
自1980年开班开始，袁隆平就是培训班的主讲人。 尽管他已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却依然不改当年在安江农校任教的本色，除了在教室里、实验室里指导学员，他还把学员带进了他的试验田，把试验田变成了世界的课堂。 而当这些学员培训结业，依依不舍地告别时，每个人都怀揣着袁隆平用英文编选的教材和杂交水稻的种子。 在连续举办五年培训班后，袁隆平编写了一本中英文对照的《杂交水稻简明教程》，1985年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是当年学习杂交水稻技术的第一本入门书，如今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已卖到了一百五十多块钱一本。 随着国际培训班的日益拓展，袁隆平又在此基础上编写了《杂交水稻生产技术》，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出版，发行到了四十多个国家，后来，联合国粮农组织又于2001年将这本书翻译成西班牙文再次出版，发行范围更广了。 这两本书，并非高深的科学著作，却是全世界杂交水稻研究和生产的指导用书，如同拯救饥饿的福音书，传播到哪里，就会给哪里的人们带来改变命运的福音。
一位叫西比亚帕的喀麦隆学员忆述：“我们在这里参加杂交水稻技术培训期间，天天吃大米，非常快乐。 在喀麦隆大家最喜欢的就是大米，但平均每个星期只能吃两次。 我们希望杂交水稻的推广，让喀麦隆人民每天都能吃上大米。 ”学员们还专门写了培训班班歌If We Hold On Together（《让我们一起携手向前》），他们也像种子一样，把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带到了世界各地，在异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而中国政府和科学家的无私襟怀，也为拯救人类饥饿带来了福音。 这些学员还经常写信来，很多人都想再来他们的第二故乡——中国长沙，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培训楼，就是他们在中国的家。
这一批又一批的学员回国后，成了世界各国杂交水稻的技术骨干。 这也为方志辉接下来做杂交水稻国际推广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1999年到2005年的七年间，方志辉担任隆平高科董事兼国际部总经理。 他说，这是他人生的第二阶段，从杂交水稻的国际培训转向了杂交水稻的国际推广。 这七年间，他和团队的足迹遍及世界上五十多个国家，在三十多个国家种过杂交水稻，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碰到杂交水稻国际培训班的学生，那可真是桃李满天下。 当然，最早蹚开这条路的还是他的老师袁隆平。 在杂交水稻的各方面，袁隆平都是先行者和播种者，他和自己的科研团队（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先后提供了难以尽数的杂交组合在世界的稻田里试种推广，据不完全统计，仅南亚和东南亚就提供了五十多个优势杂交组合，并逐渐为这些国家建立起了一套发展杂交水稻的人才和技术体系。
在世界粮食版图上，水稻是仅次于玉米的第二大粮食作物，全世界一半以上人口以稻米为主食。 一本由国际水稻专家G.L.Maclean等人编著的《水稻知识大全》，在前言中列举了一系列关于水稻的世界之最：在只种一种粮食作物的农田中以稻田的面积最大，地球上以稻米为主食的人口最多，水稻是全世界穷人最大的食物来源。 而全球的主要稻作区又集中在亚洲，全世界九成以上的稻米产于亚洲，“在亚洲，稻米和粮食可视为同义词”。 亚洲稻作区又主要集中于东亚、东南亚和南亚这三大地区。 2013年，全世界水稻产量排前十位的国家中有九个都是亚洲国家，其中前五位分别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和越南，均属于这三大稻作区。 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粮农组织把发展杂交水稻作为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的首选战略。 若要解决全球粮食危机，势必提高水稻产量，而首先又要从亚洲着手。 为此，联合国粮农组织选择十五个国家作为援助国，袁隆平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聘为首席顾问，同时还聘请了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十多名专家作为技术顾问，其中大多是他的助手和学生，袁隆平带着他们在异国他乡的稻田奔走。 在杂交水稻国际推广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在菲律宾、印度、越南、缅甸、孟加拉国等亚洲国家开展，方志辉说“那还是一个很神秘的阶段”，很多国家对中国人发明的那粒神奇的种子都倍感神秘，而中国科学家要去的那些国家，也让他们觉得挺神秘的，那一个个如同秘闻或传奇的故事，就在他们推广和指导杂交水稻的过程中发生了。
这里先从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印度说起，与中国一样，印度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稻作大国，也是继中国、越南、朝鲜之后的第四个推广商品杂交水稻品种的国家。 印度政府通过国家粮食安全任务（NFSM）及东印度绿色革命（BGREI）等多种作物开发方案，致力于培育和推广杂交水稻。
在1990年至1993年间，袁隆平肩负着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的使命，连续三次奔赴印度的稻田。 一天晚上，他和助手准备从印度中部的特伦甘地邦首府海德拉巴乘火车到一个水稻育种站，那儿有很多农民和农业技术人员正在焦急地等待他们的技术指导。 可他俩赶到火车站时，车站门口已被许多吃不饱肚子的穷人围得水泄不通，有的敲打着饭盆、有的挥舞着旗帜在那里抗议示威。 这也是袁隆平亲眼看见的部分真相。 由于印度的发展极不均衡，很多穷人依然生活在饥饿半饥饿的状态，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中，约有一半生活在印度。 眼看火车站已被占领，晚上的火车开不了，袁隆平只得临时决定，租一辆出租车连夜赶路。 那是一辆破破烂烂的出租车，而那条通往乡村的道路也是破破烂烂，比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路况还差，一路上还时不时就会冒出几条慢腾腾的老牛，旁若无人地肆意横行。 牛在印度被印度教徒敬奉为“圣兽”，当一辆老爷车遭遇了一条条老牛，就必须停下车来让牛先过。 当袁隆平两人以极其缓慢的速度赶到那个水稻育种站，已是第二天上午了，袁隆平和毛昌祥在颠簸中一直眯着眼躺在车上，却哪里能睡着。 但两人一下车，看见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稻农和育种站的技术员，仿佛终于盼来了救星，一下拥上来围着他们，袁隆平两人在感动之余又打起了精神，挽起裤腿就下田了。
印度是个等级森严的国家，科技人员也是如此，每次去田间察看采样时，职位越高的研究人员往往走在最后面，到了田边，他会站在田埂上，指手画脚地对技术员发出指令，而技术员也不下田，而是用棍子指着某棵秧苗，让田间劳力下田去采样。 袁隆平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顾问，这个职位高不可攀，毛昌祥也是国际技术顾问，在印度科技人员眼里，这个职位也是很高的。 但这两位中国的科学家，却从不站在田埂上指手画脚，他们一到田边就挽起裤腿，打起赤脚，亲自到稻田里去观察、采样，这让印度科技人员非常惊讶，但袁隆平他们却觉得很正常，很平常。 在印度，他们从不请用人，衣服都是自己动手洗，见了穷人就给钱或给吃的。 在印度，司机的地位低下，属于仆人之列，但袁隆平却客客气气地邀请司机同桌吃饭。 这让当地的官员和科技人员很看不惯，三番五次好心提醒他们，别搞坏了当地的规矩。 袁隆平总是付之一笑，依然我行我素，你有你的规矩，我有我的道理。 一位杂交水稻之父，连同这些来自中国的专家，在降低了身段后反而获得了当地老百姓更高的尊重，而他们还给印度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获。 当时，印度水稻的平均亩产仅两百公斤，相当于中国1949年之前的水平。 在袁隆平等中国专家的直接指导下，印度培育出了比对照品种增产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三十的杂交组合。 那时两系法杂交稻在中国也处于研发阶段，袁隆平就开始指导印度育种专家开展两系法杂交稻研究，还为推动印度杂交水稻大面积商业化生产献计献策。 印度人很精明，也很实在，1996年，印度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约为一万公顷，很多地方都是种着试试看。 这是对的。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杂交水稻竟然有如此惊人的增产能力！ 印度赶紧大面积推广，在十年间就扩大了一百倍，到2006年时达一百万公顷，2014年已超过二百五十万公顷（八百多万亩），平均亩产已直逼四百公斤。 这个产量同中国相比不算高，但印度自己同自己比，翻了差不多一倍了。 2012年印度已经成为全球最大水稻出口国，也是产量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水稻生产国。
对杂交水稻的心态，各国也有各自的不同。 如印度的杂交水稻，从其最初的雄性不育细胞质资源到方法技术均来自中国，也离不开袁隆平等中国杂交水稻专家的技术指导，但印度水稻种植的生态条件与中国不同，必须培育适合印度生态条件的杂交稻品种，他们更多是从中国借鉴杂交水稻技术，来培育自己的种子，打造自己的品牌，并一直有着赶超中国的心态，应该说，这是一种很健康、很进取的民族的心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是有可能的，但若急于求成，难免也会闹出一些笑话。 这里就有一个“震惊世界”的新闻。 据英国《卫报》报道，2011年，在印度比哈尔邦的一个名叫Darveshpura的小村庄里，有一个名叫苏曼特·库尔马（Sumant Kumar）的农民，采用水稻强化栽培技术（SRI），竟然创造了每公顷二十二点四吨（亩产一千四百九十三点三公斤）的世界纪录，旋即便在印度国内外掀起了一次狂欢的盛筵。 这个印度农民创造的“世界纪录”有两个兴奋点，一是他播种的为传统种子（常规品种），既非杂交稻，更非转基因，这有力地证明了“常规稻也能高产”； 还有一个兴奋点，他是通过水稻强化栽培技术（SRI）来达到超高产的。 那么事实真相又如何呢？ 经印度国内和一些国际权威媒体调查发现，首先澄清了一个真相，苏曼特·库尔马种植的并非传统的常规稻种，而是拜耳公司的转基因稻种，所谓“传统种子”创造的神话不攻自破。 而该单产纪录是由“创造世界纪录者”自己测定，测产过程既没有相关专业人员监督，更没有遵循严格的现场测产程序，这么说吧，就等于自己给自己评卷打分，没有一份来自官方或学术机构的证明或证书（产量验收证明）。 如果这样的自报产量你也相信，鸡毛真是可以飞上天了。 事实上，这个“奇迹村”在过去三年里已经放了很多创造世界超高产纪录的“超级卫星”，2011年上半年，该村一位农民据说创造了马铃薯产量的世界纪录，而在2011年的下半年种植季，当地又有一位农民创造了小麦产量的印度纪录和世界第三纪录。 对于这些“创纪录”的奇迹，如果没有经过严格的现场测产和监督程序，全世界任何一个相关领域的专业机构都不会采信，对此均是采取不信、不看、不理的态度。 该消息在印度一些媒体上疯传了一段时间后，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在南亚地区，除了印度，还有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国都在推广杂交稻，这一片片稻田里都留下过袁隆平奔走的足迹。 但亚洲最重要的稻作区，还是东南亚，又主要集中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等东盟国家。 袁隆平奔波的许多国度，都是贫穷落后、内乱频仍的国家，时常会遭遇莫测的危险，什么事情都有可能碰到。
缅甸是享誉世界的亚洲谷仓，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稻米王国”，稻米在当地作物中占据了半边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缅甸每年出口的大米占世界大米出口总数的四成，是世界头号大米出口国，稻米的质量很好，如缅甸魔米——波山米，主产于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南部海淡水交汇地区的稻田，由于只在雨季种植，潮水涨落带来的淤泥成了水稻生长唯一的有机肥，米质好，口感松软香甜，在东南亚也被称为“缅甸魔米”，又被誉为“珍珠米”，但波山米产量极低，一般老百姓享受不到，也消受不起，主要为富贵人士享用，这也证明了，优质低产、价格高昂的稻米，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成为普通大众的口粮。 从1988年开始，缅甸把发展农业放在第一位，积极寻找复兴农业的方法，其中一条就是为农户提供高质量的种子。 袁隆平以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的身份，带着助手和学生毛昌祥、邓小林等人在缅甸指导、试种杂交水稻。 但在缅甸推广杂交水稻非常艰苦，交通极为不便。 坐火车，铁路破旧、高低不平，在几乎没有道渣的路轨上，就像坐碰碰车，颠簸得要命。 袁隆平和几个助手虽说被安排在最好的卧铺车厢，但上铺不能睡，下铺也不能睡，有时候还会从上铺颠下来。 不仅如此，在铁道沿线甚至是火车上还有神出鬼没的叛乱分子，炸铁路，炸火车，这种爆炸性恐袭事件在缅甸时不时发生，一旦碰上了就在劫难逃。 袁隆平每次说到此事，总是淡淡一笑说：“这些惊险的场景不是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中国远征军身上，而是发生在我们的水稻专家身上。 ”
无论走到哪里，袁隆平都不会远离稻田，他很少住宾馆，而是住在稻田边上的水稻研究所里。 在缅甸中央农业研究院的水稻试验田里，袁隆平带着几个助手白天在稻田里工作，晚上就住在简陋的研究所里。 由于缅甸人信佛，不杀生，导致眼镜蛇在稻田里四处乱窜，无孔不入，有时候还会钻进屋子里、柜子里。 一次，袁隆平打开抽屉，感觉手心嗖地一凉，从抽屉里突然窜出了一条条小眼镜蛇，一共有八条。 那蛇尾巴从他手上蹭过去，冷森森的，那可真是连汗毛都竖起来了。 除了毒蛇，还有毒虫、蚊子和蚂蟥，而打蚊子，竟成了他们苦中作乐的比赛项目之一，几乎每天，每个人都要打死满满一瓶蚊子，但热带雨林地带的蚊子有着惊人的繁殖能力，他们浑身上下都是蚊子叮咬的疙瘩，密密麻麻的，比蚊子还多。
越南是中国的近邻，在越南九千多万人口就有七千多万人口以稻米为口粮，从人口和粮食的比例看，越南对稻米的依赖程度远高于中国。 由于其传统稻种产量较低，又饱受战乱之苦，越南一直难以实现自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要靠来自中国的无偿援助和从其他国家进口大米。 由于越南北方在地缘上与云南、广西的气候和生态差不多，又加之其发展道路和中国十分相似，越南成了最早引种中国杂交水稻的国家之一。 从1992年起，越南便在其紧邻中国的北部省区试种杂交水稻，但他们和印度有所不同，由于生态条件与中国南方省区相近，可以直接从中国进口杂交稻种，如此也就能产生更直接的推广和增产效果，其种植面积从最初的一万多公顷（约十六点五万亩）推广到近七十万公顷，超过了一千万亩，其全国水稻的平均产量（含杂交稻）为三百公斤，而杂交水稻比常规品种增产四成以上。 以越南清化省为例，该省80％的农田都种植中国水稻。 越南种子联合会清化分会的一位负责人曾公开表示：“农民们只想种植那些产量较高的水稻品种，因而他们很青睐中国水稻品种，虽然越南杂交水稻种子的价格比中国种子更低，但是他们依然选择中国水稻种子。 ”经过十多年努力，这个长期解决不了温饱的农业国，现在已通过推广杂交水稻而成为世界上仅次于泰国的第二大米出口国。 他们所用的杂交稻种子，百分之八十以上从中国进口，生产出大米之后又源源不断地出口中国，而且像泰国米一样抢手。 但越南水稻产业这种两头都在外的格局，也难免让他们有些担心对中国依赖太大，套用范仲淹的一句话说是“进亦忧，退亦忧”，这其实也是很多国家引进中国杂交水稻的一种心态。 其实咱们中国又何尝无忧？ 方志辉就忧心忡忡地对我说：“由于我们国内有些种业公司为抢占国际市场而内部竞争，恶性降价，结果只能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
泰国是享誉世界的“东南亚粮仓”，是亚洲唯一的粮食净出口国和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之一。 泰国的稻米出口量居世界第一位，泰国的稻田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一半，但单产水平总体不高，其主推品种都是常规籼稻品种。 由于大量稻米用于出口，他们具有很强的市场质量意识，他们不种质量差、卖不出好价格的品种，但既高产又优质的中国超级稻，也渐渐受到泰国稻农的青睐。 为了表彰袁隆平对杂交水稻的贡献，2004年泰国公主诗琳通给他颁发了“金镰刀奖”，这是泰国农业领域的最高荣誉。
如今从长江、湘江到湄公河流域，这遥远的距离上已被迎风茂长的杂交水稻连绵成一片。 走笔至此，又有一个新闻关注点。 2016年3月，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在京召开，而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袁隆平再次请假，这已是他连续三次缺席两会，而他的每一次缺席都会引起各式各样的猜测，这位八十七岁高龄的老人是不是病了？ 或出了什么情况？ 多少年来，袁隆平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公众的心，只因他与中国粮食的安危息息相关。 其实，袁隆平的缺席与时令有关，每年全国“两会”都是在惊蛰和春分这段时间内举行，中间还有一个龙抬头（春耕节），对于春播秋收这都是很关键的节气，而此时，袁隆平正扑在南繁基地的稻田里，忙着第五期超级杂交稻攻关。
就在“两会”闭幕不久，一个谜团很快揭晓了。 那是3月23日，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在海南三亚举行，而在“澜湄合作”中，农业为五个优先方向之一，杂交水稻被列入了农业合作的重点项目，如果中国超级杂交稻能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诸国推广，将成为世界粮仓的有力支撑。 会议期间，李克强总理和泰国总理巴育、柬埔寨首相洪森、老挝总理通邢、缅甸副总统赛茂康、越南副总理范平明等五国领导人一起参观了超级稻展区，一度在公众的视线里消失了的袁隆平，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被三亚的阳光照亮了的镜头里。 袁隆平带着一脸灿烂的阳光，带着他那刚果布式的笑容，用流利的英语讲解了杂交水稻的最新高产技术和推广现状。 迄今，已有三十多个国家推广种植中国杂交水稻，2015年在海外推广面积将近六百万公顷，均取得了大面积、大幅度的增产效果，而现在的中国超级稻同原来的杂交水稻相比，既高产又高效、优质，生长适应性更强。 袁隆平指着这次展出的“超优千号”说，这一品种属于半高秆超级稻，株高一米二左右，其优点是穗大，具有高度抗倒伏的特性，米质也不错，再生力也是目前超级稻品种中最强的之一。 他随口说出的一个个数字，更令人充满了惊奇，甚至是倍感神奇。 去年，“超优千号”百亩片示范片每公顷已突破了十六吨大关，今年还将在云南、湖南、河南、河北、山东等七个百亩示范片试点。 袁隆平预计，至少有两三个点能达到这一目标，个别示范点甚至可能达到每公顷十七吨的目标。 而从今年起开始，他和协作攻关的科研团队将向每公顷十七吨发起攻关。 而对该品种的缺点，他也毫不掩饰，“超优千号”目前还处于试验阶段，对稻瘟病的抗性并不强，在大田生产推广之前，还需要继续研究和改进。
一粒神奇的种子，又把各国领导人深深吸引住了，一粒种子，一个杂交水稻之父，被各国领导人围绕着，仿佛又成了世界的中心。
越南副总理范平明一把握住袁隆平的手，抢先发出邀请，希望袁隆平团队在今年上半年就到越南去，帮助他们发展超级稻。
柬埔寨首相当即也向袁隆平发出邀请：“欢迎您到柬埔寨做推广。 ”事实上，袁隆平已抢先一步，2015年9月下旬，他就率领科研团队赴柬埔寨推广杂交水稻，并进行了小面积的比较试验，种了三十多公顷，其中有两公顷采取撒播方式，比柬埔寨的传统品种增产一倍，插秧的更是增产三倍，平均产量在每公顷十吨以上（亩产六百六十七公斤）。 袁隆平计划三年时间内在柬埔寨种植三十万公顷杂交水稻。
老挝总理通邢也有时不我待之感。 老挝是传统的农业国，水稻又是主要农作物，一直希望与湖南进一步加强农业领域的合作。 这里还有一段段往事。 2007年8月，时任老挝总理波松·布帕万在访华期间就造访了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那时袁隆平正向第三期超级杂交稻发起攻关，第二期超级杂交稻已经开始大面积推广，那惊人的增产效果让波松·布帕万非常震惊，他恳切邀请袁隆平前往老挝，推广适宜当地栽种的杂交水稻。 2013年9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朱马里访湘，又走进了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那时袁隆平正向第四期超级杂交稻发起攻关，朱马里紧握着袁隆平的手说：“您研究杂交水稻产量已接近每公顷十五吨，我们感到十分高兴和振奋，向您表示祝贺。 ”他热情邀请袁隆平院士到老挝推广杂交水稻。 而这次，老挝总理通邢眼看中国超级杂交稻第五期攻关，开始向每公顷十七吨开始攀登了，他又向袁隆平发出了邀请，如果老挝能推广这样高产又优质超级杂交稻，老挝人民就不愁没饭吃了啊！
李克强总理当场表示，国务院将继续加大支持力度，使杂交水稻向更高产量、更高品质的目标攻关，继续鼓励杂交水稻走向世界，要让澜湄五国成为高产、优质、高效杂交水稻最先受益的国家，助力澜湄国家成为世界粮仓。 他还给五国领导人分别赠送了一小包“超优千号”稻米。 当袁隆平看到自己亲手培育出来的杂交稻米被总理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贵宾，不禁由衷感叹：“我们总理对超级稻的推介真是不遗余力啊！ ”
杂交水稻之子
说到杂交水稻的国际推广，方志辉特别推崇一个人，那就是在菲律宾被誉为“杂交水稻之子”的张昭东。 这里我就把他在菲律宾培育和推广杂交水稻的经历作为一个标本来解读。
想当年，袁隆平这个“杂交水稻之父”的世界性声誉首先就是从菲律宾叫响的，如今又出了个誉满菲律宾的“杂交水稻之子”，我一直想要采访他，去他在菲律宾耕耘播种的稻田里看看，但又一直没能联系上。 方志辉一拍大腿，说：“好办！ ”随即就拨通了张昭东的电话，让我与他聊了一会儿，那从太平洋的风声与海浪声中传来的声音颇有沧桑感。
张昭东背井离乡，远赴菲律宾布“稻”，还得从袁隆平先生说起，菲律宾是袁隆平走出国门的第一站，也是他去得最多的国家，先后去过三十余次，无论从哪方面看，他对菲律宾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而尤为重要的是，国际水稻研究所设在菲律宾，对杂交水稻的国际推广是一个极好的窗口。 袁隆平一直在为实现他的第二个大梦——杂交水稻覆盖全球之梦而运筹，而菲律宾是他的首选之地，这就“必须派有思想、吃得苦、霸得蛮的科技工作者深入一线开拓发展”，但到底选派谁去菲律宾比较合适呢？ 就在这时，有个人向他主动请缨了——张昭东。
那是1998年，张昭东时年四十六岁，担任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是袁隆平的左膀右臂之一。 这让袁隆平颇费踌躇，他对张昭东的器重和信赖自不用说，可他还真没有考虑过要选派一个中心领导过去，毕竟，中心领导的岗位也很重要，而既是为中心的大局考虑，也是为张昭东个人考虑，他这一去，意味着就要放弃现有的、来之不易的一切，单枪匹马下南洋，打天下，这么大岁数，又不懂英语，搞不好那可就要受洋罪了。 这些话，他都对张昭东直说了。 对此，张昭东也早已反反复复想过了，但他在袁老师跟前不讲困难，要说难，这世上谁能难过袁隆平？ 袁老师摆出那么多困难其实是在考验他呢。 既然不讲困难，那就讲优势，他知道这才是袁老师最想听的，一呢，菲律宾是典型的热带国家，终年适合种水稻； 二呢，菲律宾地理位置优越，代表性强，既是东盟成员国之一，又位于太平洋、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交通要冲，具有桥头堡的作用，如果杂交水稻在菲律宾推广成功，就打开了进军南洋的大门，可以向东南亚其他国家推进； 三呢，菲律宾人口多，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有优势，又以稻米为主食，由于稻米供不应求，如今已从粮食出口国转换为粮食进口国，菲律宾国民需要杂交水稻，几届总统都很重视杂交水稻开发，在政治上、民意上都占有优势，推广起来就会容易得多； 四呢，中菲两国是近邻，民间友好往来源远流长，而菲律宾还有很多华人企业家，这也是可以借助的力量。 ——张昭东这一番深思熟虑的话，句句都说在袁隆平的心坎上，他点头了。 张昭东赴菲前夕，袁隆平为他饯行，还鼓励张昭东把杂交水稻基地就设在国际水稻研究所旁边，跟他们打擂台：“如果打赢了，我们的国际开发应该就会水到渠成！ ”这是一种国际竞争，其实也是他对张昭东的激励，一辈子喜欢下棋、善于博弈的袁隆平，时不时就对自己的助手和学生来一下激将法，还真灵。
事实上，那也是一着先手棋，就在张昭东赴菲的第二年，1999年6月，中菲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中国帮助菲律宾发展杂交水稻的协定》。 根据协定，菲华商联总会执行副理事长兼外交委员会主任、喜特岭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林育庆（Henry Lim Bon Liong）与中国国家杂交水稻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院士合作组成“菲律宾西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西岭公司，SL Agritech），这家公司以林育庆之父林西岭先生的名字命名，其主要业务就是在菲律宾进行杂交水稻的试验与推广。
林育庆祖籍福建泉州市，其父十二岁便移居菲律宾，在艰辛打拼中，从白手起家到创办菲律宾中央书局，随着产业链条的延伸，又创办了喜特岭纸业集团公司，成为东南亚著名的纸品商。 1951年，林育庆出生于马尼拉，在父亲的苦心栽培下，颇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 1976年，父亲逝世，他子承父业，成为喜特岭集团的掌舵人，在巩固了父辈缔造的核心企业后，又向文具、百货连锁店、地产和环球资讯等业务多元化拓展。 无论作为一个继承者，还是一个开拓者，他都做得相当成功了，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种植杂交水稻的“农民”，这成了他最自豪的职业，在他的微信号里，这个“农民”是不打引号的：“林育庆，农民，Henry Lim，Farmer.”
我在马尼拉采访时，第一个采访的就是林育庆博士。 他那样子实在不像是一个农民，而是一位白净儒雅的绅士，一头黑发也梳得十分整齐，一点也看不出他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他觉得自己还挺年轻，一心想着怎么把杂交水稻在菲律宾和东南亚越做越大。 走进他家里，在客厅的大茶几上就摆放着一把稻穗，在一个角落里还码着一袋袋优质杂交稻米，这是他一天三餐都要吃的。 但他笑着告诉我，在1997年之前，他连大米卖多少钱一斤都不知道，也从来不闻不问，不管是泰国米、日本米、美国米，只要口感好、吃着香就行。 一个商人，若从纯粹的商业利益考虑，也很少想到要在农业上投资，农业是周期长见效慢的长线产业，投下去深不见底，三五年内也看不见什么成效。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他把目光投向农业呢？ 说来，还是缘于他与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的一次谈话。 当时，埃斯特拉达还是副总统，但已有问鼎总统的雄心了，他不假思索地对林育庆说：“如果有一天我做总统，一定优先考虑农业，我们要向中国学习，中国不但能养活那么多人口，还能出口那么多的大米。 ”
就是这番话，让林育庆对中国以及菲律宾农业做了一番深入调查和比较，也让他对菲律宾的国情有了更深的体认。 菲律宾是一个面积不过三十万平方公里而人口过亿的多民族群岛国家，但该国和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其种植方式一直没有多大的改变，中国有着悠久的精耕细作的传统，而菲律宾则是广种薄收，这与其说是传统，不如说就是落后、低下、粗放的农耕方式，播种时，用铲子挖个坑，随手把种子撒进去，就不管不问了，接下来一切就看天老爷的脸色了，若天公作美，就能多收三五斗，一家老少就能吃上饱饭了。 在风调雨顺的年景，并保持一定的人口规模时，菲律宾稻米仰仗其自然优势，总的收成还是不错的，不仅能自给自足，还一度成为稻米出口国。 然而，由于近几十年来人口激增和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减少，加之缺乏农田灌溉设备，还有台风、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相互交织在一起，如今菲律宾早已从一个大米出口国变成了世界最大的大米进口国。 为了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菲律宾历届总统和政府都在农业上下功夫，但由于菲律宾传统稻种产量不高，增产潜力一直极为有限。 其实，在种子改良上，菲律宾也曾尝到过甜头，那是1966年，国际水稻研究所利用我国台湾的“低脚乌尖”和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名叫“Peta”的高秆品种“杂交”育成了矮秆品种“IR8”，那种“杂交”并非经典的杂交方式（如三系配套），只是借鉴了一些杂交技术，但“IR8”也产生了在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增产效果，被誉为“奇迹稻”，在稻田里掀起了一场绿色革命，菲律宾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推广播种“奇迹稻”后获得了大面积增产，但其增产效果远不及后来中国杂交水稻带来的奇迹，又加之种子退化，没有更新换代的新品种，菲律宾水稻产量又陷入了徘徊不前的困局。
林育庆经过一番调查，对埃斯特拉达的眼光和政见由衷佩服了，这位有二十多年从影经历的电影明星，其实也有着从市长、参议员到副总统的漫长政治历练，而多年的历练让他把目光投向了农业，应该说他抓到了菲律宾的一个症结，这一个不可能立即解开的症结，却又是必须解开的。 就在那次谈话不久，埃斯特拉达于1998年如愿以偿当选菲律宾第十三任总统，其中就有林育庆投下的一票。 另一方面，林育庆也深受母亲的影响，他决定投资水稻种植时，母亲便给予了他很大的支持。 喜特岭集团是一家家族企业，林育庆有着众多的兄弟姊妹，而母亲则是他和一个大家族的精神支柱，也是主心骨，如果没有母亲的鼎力支持，他就难以把大量资金投入农业。 当林育庆还在犹豫不决之际，母亲就开导他不要用单纯的商业眼光来看，“让众生吃饱肚子，是大慈悲”。 母子连心，皆以慈悲为怀，在家族成员的支持下，林育庆“才可以做一点想做的事”，他说得很低调，这其实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从此开始了他的另一段超越了商业资本的创业史。 他的想法和埃斯特拉达一样，向中国学习，首先就必须从种子开始，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理所当然也可以改变菲律宾。
林育庆认准了一粒种子，但那时他还无缘结识袁隆平先生，便就近拜访了国际水稻研究所的专家，得到的却是一个让他几乎绝望的答案：杂交水稻只有在温带和亚热带才能成功，而菲律宾位于赤道附近，根本不适合种植杂交水稻。 林育庆当然知道这些国际水稻专家的权威性，但这个权威的答案并未让他死心，他还想问问袁隆平先生，如果杂交水稻之父也这样说，他也只能认命了。 幸运的是，他很快就在朋友引荐下见到了袁隆平，而袁隆平则给了他一个不那么肯定却又充满了希望的答复：由于各气候带的光照、气温、水肥条件都不一样，中国杂交水稻的种子不能直接在菲律宾的稻田里播种，但只要下功夫，应该可以培育出适合菲律宾这种热带气候的杂交水稻种子。 这让林育庆的脑子转了一个弯，他原本想直接从中国引进种子，而现在则是从中国引进杂交水稻的技术和人才在菲律宾培育种子，这比原来设想的路要艰难、曲折得多，而这一重任就落在了张昭东身上。
这里有必要对张昭东的人生经历和专业背景做一番交代。 1952年早春二月，张昭东降生于湘西南东安县的一个穷山沟里，当饥饿和半饥半饱的日子成为那一代人乃至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不用说，这样一个山里娃也难以幸免。 不过，在那一代人中他又是幸运的，1974年他作为工农兵学员，原本被推荐到了湖南农学院，结果却阴差阳错上了零陵农校。 虽说有些失落感，但这机会对一个农家子已经非常难得了。 零陵农校和安江农校一样，也是湖南当时的四所重点农校之一，他攻读遗传育种专业，从跨进校门到毕业一直当班长，毕业后留校任教。 那时杂交水稻已攻克了三系配套关、优势组合关，正在主攻制种关。 张昭东被派往安江农校交流学习一个多月，从那开始，他就认识了袁隆平这个老师，两人就此结下了师生之谊，也可谓亦师亦友吧。
除了袁老师的言传身教，张昭东在1978年还得到了一次难得的深造机会，他在湖南农学院中南五省遗传育种师资培训班学习了一年，给他们讲课的，很多都是专业领域里的尖端专家，有的还是学部委员（院士）。 那是科学的春天，很多专家刚刚走出牛棚，能有机会把压抑多年的学问一下释放出来，一个个都特别投入，特别兴奋，有个上了年岁的老教授，讲到兴奋处血压猛然升高了，但他还是坚持讲完了课，走下讲台时，他脚步一晃，张昭东和几个学员眼疾手快，抢上几步扶住他，去校医院里打了强心针，老教授才缓过神来。 为了传播科学，这些老教授简直是玩命啊，而那些求知若渴的学员也是一个个在拼命。 ——张昭东给我讲这些往事时，习惯性地摸着自己那光亮的大脑门说：“我这头发就是那时候开始掉的，白天上课，晚上整理笔记，每天还要下田实习，那一年真是太紧张了，每晚都是抱着书本睡着的，醒了，一睁眼，就发现枕头一片黑，全是掉下来的头发！ ”他开玩笑说，若不是掉了那么多头发，也就长不了那么多见识。 论文凭，张昭东至今只有一张零陵农校的毕业证，而且是“工农牌”的，在遗传育种界他可能是文凭最低的一个，但他在袁老师那里跟班学习和在湖南农学院的这一年培训，为他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 还有，他教了十年遗传育种专业课，也让他在这一科学领域钻研了十年。 在教学上，他和袁老师一样，特别强调实践性教学，为了培育出新的杂交组合，他还搞过多年单倍体育种和激光育种试验，前者是利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如花药离体培养等）诱导产生单倍体植株，再通过某种手段使染色体组加倍，从而使植物恢复正常染色体数，后者则选用适当波段剂量的激光照射植物种子和其他器官，以诱发突变，进而在其后代中选择优良变异个体。 此外，他还尝试过“离体去雄”，即剪下稻穗，浸泡在营养液中去雄。 在当时，他的这些试验都是比较超前的，且都获得初步成功，但没有推广应用，但这十多年的“教学相长”，理论加实践，也成了他能在杂交水稻研究上一路走下来的支撑。
张昭东坦诚地说，他并非一个专业型人才，在零陵农校工作期间他就被选拔到了人事管理的岗位上，1988年他调到湖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也是作为管理人才引进的，担任水稻所“原原种场”副场长，后来又担任水稻所副所长兼场长、作物所副所长，一直都是以经营管理和种子推广为主。 在“原原种场”工作的几年里，他每天戴着一顶破草帽、骑着一辆连脚踏板都没有的破单车，早出晚归，那早已谢顶的大脑门被烈日晒得通红发光，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场长，然而就是一个最不像场长的场长，把一个仅有六百多亩土地、五十多个老工人、连工资都发不出的老大难单位搞得风生水起，赚得盆满钵满。 而在他们的“原原种场”旁边，就是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试验田，那边田里也有一个最不像科学家的大科学家，每天和他一样在烈日下炙烤，不用说，那就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张昭东每次看见了那个身影，很长时间都会一动不动地打量着，而袁老师则聚精会神地观察着稻禾，很长时间也是一动不动的，张昭东隔着一条田坎，可以清晰地看见阳光在袁老师身上移动，当时间的光影在一个科学家身上变得分外清晰，那一刻他总是特别感动，还有几许莫名的惆怅。 偶尔，袁老师看见了他，也会走过来，和他说说心里话，而袁老师谈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除了品种研发，还得有人搞开发，这就特别需要既懂专业技术又能搞经营管理和技术推广的复合型人才。 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也是省农科院的下属机构，张昭东那时还不是中心的人，却也从未把自己当外人，袁老师是说者有意，他亦是听者有心。 他在深思熟虑之后，写了一份报告，对如何把杂交水稻这一高科技成果进一步转化成高附加值的生产效益进行了充分论证，提出要在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旗下打造一个大型现代化种业集团，拥有完整的科研、生产、加工、销售和服务体系，实行“育繁推（育种、繁殖、推广）一体化”，他的这一设想很有超前意识，可以说已经勾画出了后来“隆平高科”的雏形。 袁老师看了这份报告，又竖起大拇指连呼：“高级，高级啊！ ”他原本在心里就已属意于张昭东，看了这份报告更加打定了主意，要把张昭东调到中心来搞开发。 但好事多磨，又颇费了几番周折，后来还是袁老师自己打报告，几次到农科院去要人，才把张昭东调到中心来，担任分管开发的副主任，那已是1995年下半年了。
很多事说来话长，这里就简而言之，张昭东这个副主任来之不易，但他却毅然舍弃，自告奋勇奔赴菲律宾推广杂交水稻，袁老师既对他充满了信赖，却也难以割舍，但最终还是放手任他一搏了。 而这一搏，从一开始就极为艰难，诚如袁隆平先生所说：“杂交水稻进军南洋之路并不那么一帆风顺。 ”
张昭东只身一人来到异国他乡，在菲律宾第一大岛吕宋岛中部的内湖省首府圣克鲁斯市郊租了一座久已无人居住的废旧别墅，又陆续引进了几个助手，就干起来了。 这地方离国际水稻研究所很近，他还真是像袁老师说的那样，摆起阵势，跟国际水稻研究所“打擂台”。 菲律宾一年到头酷热难耐，而他们住的房间连空调都没有，热得实在受不了，只能用井水一遍遍地冲凉降温。 小院里的那口看上去还清澈的老井，就是他们唯一的水源，他们真是像爱惜自己的眼珠子一样。 然而谁又能想到，这口井差点要了他们的命，他们用过的脏水、肥皂水在倒入排污沟后，竟又透过一条看不见的裂缝暗暗流回了这口井里，然后又被他们重新用来饮用、煮饭、洗衣、冲凉，但一开始谁也没有察觉，过了一年多，一个初来乍到的小伙子喝了这井水之后突然上呕下泻，腹疼不止，他们才开始查找原因，当一股污浊的暗流被揭开，每个人陡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天啊，你喝了这水能不生病吗？ 张昭东说起这事，还难以置信地冲我连连摇头，而最难以置信的是他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竟然有这么顽强的体质，喝了一年多的脏水，竟然一个个都还安然无恙，这也真是奇迹了。
那种苦不堪言的日子，不只是生活条件艰苦，科研条件更艰苦。 搞水稻试验，镜检是最基本的，而他们用的一台显微镜还是医院里淘汰的，被他们废物利用了。 有些事说起来比较复杂，说穿了又是一个很简单的现实，搞农业科技在短时间内难以出成果，而没有成果就只能享受这样的待遇。 张昭东比谁都希望能早点干出成果。 当时，西岭公司在吕宋岛的内湖省和棉兰老岛的东纳卯省开辟了两片试验田，这也是袁隆平院士和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海外最大的两个试验基地。 在袁隆平先生的指导下，张昭东等人将籼稻和粳稻进行亚种间杂交，在短短数年里共筛选了数千对杂交组合，经过两季（菲律宾把一年分为旱季和雨季）五十个小组试验，感觉就要看见那粒神奇的种子了，可最关键的一个指标——雄性不育性的纯度（母本纯度）一直不稳定——这也是袁隆平以前遇到过的问题，一粒杂交水稻种子若要培育成功，对其母本的纯度要求极为严格，需要达到或接近100％的稳定性。 时至2000年，杂交育种试验进入了最关键的时期，张昭东一天到晚泡在稻田里，累了，就在树荫下躺一下。 那段时间他情绪很不好，母本纯度一直不过关，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和他作对，一场台风紧接一场暴雨，稻禾病的病，死的死。 他几乎每天都是在愁云惨淡、灰心丧气中度过的，甚至想过把这一摊子撂下了，回国去过那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 这只是偶尔蹿出的念头，绝不是他的性格，倘若就这样灰溜溜地回国，他又怎么去见袁老师啊？ 而袁老师曾经遭遇的一次次失败和屡败屡战、锲而不舍的经历，也成了他在绝望时最牢不可破的精神支柱。
同张昭东一样忍受着煎熬的还有林育庆博士，他把家族企业交给兄弟来打理，自己则在吕宋岛和棉兰老岛的两个试验基地往返奔波。 就在那节骨眼上，一个最黑暗的夜晚骤然间在他的生命中降临，那是2000年11月17日晚上，一辆集装箱大货车迎面撞上了他的越野车，只听轰的一声闷响，感觉地球爆炸了。 这是他昏死之前最后一刻的记忆，瞬间，他什么也不知道了。 后来他才知道，母亲和三弟都被车祸夺去了生命，他自己也身受重创，大夫从他的肺部抽出了大量瘀血，才把他从死神手里抢救过来。 他感觉自己是死过一次的人了，而他能活过来已是万分侥幸，这让他对极其脆弱又极为宝贵的生命充满了感恩。 而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和心中的至痛，就是被车祸夺走了生命的至亲。 每次走进稻田里，他恍惚又看见了母亲的身影，在这只有播种、耕耘却不见收获的几年里，母亲不但一再鼓励他坚持下去，还多次到试验基地来探望和慰勉张昭东等坚守在一线的科研人员。 这是一个以慈悲为怀、心有大爱的母亲，林育庆既恨苍天无眼夺走了自己的母亲，又感恩上苍让他拥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他含着泪水对我说：“她的伟大，在于她有自爱和爱人之慈悲心，却又以平凡不张扬的态度处事待人，如今，每每回想起这些，我都会黯然泪下……”
母亲没有看到杂交水稻在菲律宾培育成功就撒手而去，但林育庆一直觉得那慈祥的身影从未远去，她的灵魂依然在稻田里守望。 他一直虔信，西岭公司能培育出一粒神奇的种子，就是母亲显灵了。 说来也挺神奇，就在林育庆躺在ICU病房里的那段日子里，张昭东终于有了惊喜的发现，当他的目光落在标记为8号的稻株上，一下惊奇地睁大了眼睛，那感觉就像袁隆平此前那一个个神奇的发现一样，真是如得神助啊，看这稻株的长势和性状，应该就是他们一直梦寐以求的强优势组合啊。 张昭东马上又去采集母本样做镜鉴，还真是，经检测，一共有六个母种纯度接近百分之百（达到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这意味着，他们终于育成了适合菲律宾土壤气候的热带杂交水稻高产组合。 这一系列组合的育成，“打破了中国杂交水稻品种不适合热带种植的断言，在菲律宾树立起了中国杂交水稻的旗帜”——这是袁隆平先生的原话，并称之为“热带杂交水稻的先锋组合”（简称“热带先锋”），这其中最好的一个品种就是以林育庆父亲的名字命名的“西岭8号（SL-8H）”，而生产出来的稻米则以他母亲的菲律宾名字命名为“多尼亚·玛丽亚（Dona Maria）”。 那也是林育庆和张昭东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日子，2001年1月17日，西岭公司培育的第一个杂交水稻品种诞生了，林育庆觉得自己也重生了一次。
接下来，这种子就要在更大范围内试种，以检测这一热带先锋杂交组合在不同地域环境的适应性。 为此，张昭东有过许多历尽奇险的经历。 菲律宾是一个地形复杂的群岛国家，在棉兰老岛腹地的热带雨林里，不只随时都会蹿出眼镜蛇，还随时都会遭遇战争和绑架。 一次，张昭东在菲律宾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交错的地带推广杂交水稻播种，突遭持枪绑架，侥幸的是，那些绑架者一听他们是中国水稻专家，是来帮助菲律宾穷人解决吃饭问题的，才放了他一马。 还有一次，他们在试验基地的住处遭到一伙蒙面劫匪的绑架，但在洗劫之后留下了他们的性命。 这些入室抢劫者一般是不会留活口的，他们能够大难不死，只能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毕竟生死系于那些绑架者的一念间，每次侥幸生还，都让他们惊出一身冷汗，那感觉和林育庆一样，真的像是又重生了一次。
尽管有过这样一次次危险的经历，但在菲律宾研发和推广杂交水稻也有很多的优势，诚如张昭东来菲律宾之前所分析的一样，菲律宾朝野都希望通过杂交水稻来增产粮食，对袁隆平、张昭东等中国杂交水稻专家都特别尊重。 在埃斯特拉达总统执政期间（1998—2000），中菲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国帮助菲律宾发展杂交水稻的协定。 阿罗约总统执政期间（2001—2010），她曾五次接见袁隆平。 2001年9月，袁隆平因“在杂交水稻研究中做出的突出贡献以及为亚洲带来粮食安全”而获得菲律宾“麦格赛赛政府服务奖”，该奖项被视为亚洲的诺贝尔奖。 而西岭公司作为菲律宾最大的杂交水稻生产商，也获得了超越商业资本价值之上的地位，林育庆博士时常受到总统和农业部长的约见，向他征询农业和粮食方面的意见。 就在袁隆平先生获得麦格赛赛奖的同年，西岭公司与菲律宾国家水稻研究所签署协议，由西岭公司向菲律宾国家水稻研究所提供杂交水稻种子，再把这些种子分配给全菲各地的农业合作社推广种植。
这里还得特别说明一下，菲律宾有两大水稻研究所，一是菲律宾国家水稻研究所，一是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若不了解，很容易混淆。 这两个研究所我都抵达现场考察过，前者位于吕宋岛中部腹地的新怡诗夏省，这是菲律宾最大的省份，被誉为“菲律宾粮仓”。 这里有一座穆尼奥斯科学城，是菲律宾农业科技的硅谷，菲律宾国家水稻研究所、以农林院系为主的中吕宋国立大学均设在这里，而在城郊还拥有西岭公司的大片稻田和一座正在扩建的大型粮食加工厂。 走到这里，感觉像是走进了长沙马坡岭，而这里也有一个中心——中菲农业技术中心。 该中心与中吕宋大学仅有一墙之隔，租用的就是校园的一角。 这是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菲期间提出的援菲农业项目之一，中国政府无偿援助五百六十多万美元，在2003年3月建成并投入使用，随后，“隆平高科”便派了九名专家入驻该中心，与菲方共同建设中国技术展示、培训中心和中国农业机械使用维修服务中心，向菲律宾传授并推广以杂交水稻种植为主的粮食增产先进技术，展示相关的农业机械和设备，培训当地的农技人员。 如今，该中心已运行了十三年，我国农业部和农业科研院所分期派出了一批批专家，一般要在菲律宾常驻两年左右。
我在中心逗留了两天，这也是匆匆奔走间难得清静的两天，小院里的水池亭台连着硕果累累的木瓜树，阵阵蛙鸣中有在窗前飞来飞去的鸟雀，而四周则是一望无际的稻田和蓝得发亮的天空。 入夜，当一切变得模糊不清时，月亮愈来愈清晰，我都不记得自己有多久没有枕着月色入睡了，“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在梦境中也感觉身心一片透明澄澈。 而当我还在做梦时，那些援菲专家早早就起床下田了，哪怕在平常日子，他们早上四五点钟就要下田。 菲律宾是一个与台风暴雨同在的岛国，一旦风暴袭来，那就不分白天黑夜了，别的人都往家里跑，他们却在昏天黑地间往稻田里跑。 对于他们，那些与灾难有关的故事实在太多，但每个人都有着经历过大灾大难之后的豁达与乐观，哪怕是讲述灾难的故事，一个个都笑呵呵的。 只有往深处想，你才能深深理解他们，在远离祖国和亲人之后，也只有这乐观的心态来支撑他们。 在这里干得最长的是“中菲杂交水稻技术合作”中国专家组组长兼中方主任成良计先生，如今他已年届花甲，但身体还挺棒，那清瘦的面孔、瘦削而敏捷的身影，哪怕出现在很远的稻田里也会被当地的农民一眼认出，而只要看见了他，农民就像看见了救星一样。 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这一方水土说是菲律宾的粮仓，但其落后的农耕方式和传统的稻种，原来也和菲律宾别的地方差不多，又加之自然灾害频发，旱季遇旱灾，雨季遇涝灾，一场台风稻禾就会发生大面积的倒伏而减产绝收。 他们的命运能够逆转，全靠这些来自中国的杂交水稻专家，给他们培育出了好种子。
就在我抵达菲律宾的前不久，菲律宾又遭遇了一次台风，看了那一片狼藉、犹在风中不停地颤抖的稻田，我心里也一阵一阵发紧，菲律宾农民又遭殃了。 但灾难中也有奇迹出现。 穿过大片大片稻禾倒伏的农田，张昭东、成良计把我带到了菲律宾国家水稻研究所的试验田去看现场，很多国际种业公司的品种都在这里试种，其中就有美国杜邦先锋公司的试验田，田头挂满了红黄两色的标志旗，而旗下便是一个灾难性的现场，那沉甸甸的稻穗几乎全都栽倒在泥水里。 看得出，这是货真价实的高产品种，却又没有什么比灾难更真实，一个品种再高产，如果没有抵抗自然灾害和病虫害的能力，也难免会落得减产绝收的命运。 而我所说的奇迹，就出现在先锋公司的试验田旁边，那稻穗也是沉甸甸地低着头，但稻禾的腰杆子很硬，在一场风暴过后依然保持着坚韧不倒的姿势，简直看不出它们也经历过风暴。 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稻田里，几乎所有的稻禾都倒伏在泥里水里，只有这片稻禾在同灾难的较量中还保持了仅有的尊严，这真是硕果仅存啊。 又是谁创造了奇迹？ 张昭东。 这片试验田，就是他主持研发的热带先锋超级杂交稻，这才是真正的奇迹稻啊。
在我的叙述中，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神奇”，无所不在的“神奇”，无可替代的“神奇”，从中国杂交水稻诞生之日一直到如今，这也是一个无人超越的神奇事实。 从袁隆平、张昭东到成良计，他们都是在用一粒神奇的种子来改变人类的命运，而对于林育庆和张昭东而言，他们的目标更具体，用一粒种子来改变菲律宾粮食紧缺的困境。 这里，还得先回到21世纪初，从张昭东培育出的“西岭8号”说起。 2002年10月，世界水稻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一个向世界展示的机遇，林育庆将“西岭8号”的样本带到了北京，袁隆平又是看，又是摸，又是嗅，连声说：“高级啊，高级啊，这种子已经达到中国的水平了，恭喜你！ ”
来之前，林育庆心里还没底，一听袁隆平先生的夸奖，心里顿时乐开了花，他知道，袁隆平所说的“中国的水平”，指的是当时中国超级稻的水平，那可是领先世界的水平啊。 而袁隆平从不掩饰自己的看法，也从来不说过头话，好就是好，不好就不好，一个朴实如老农般的农业科学家，连说假话都没有必要了。 接下来的事实，再次验证了袁隆平对“西岭8号”的首肯，2003年初，来自海内外的一百多个杂交水稻品种在三亚南繁基地试种，在竞争激烈的测试评比中，“西岭8号”还真是很“高级”，技压群芳，一举夺得了亚军。
一个喜讯传到菲律宾总统府，一直为吃饭问题而寝食难安的阿罗约总统，兴冲冲地走进了西岭公司的试验田，那杂交水稻的长势比对照品种（常规稻）一看就显示出了无与伦比的优势。 刚开始，她还在两边看，很快她的注意力就集中了，久久端详着杂交稻，仿佛在心里默算，如果菲律宾的稻田里都种上这样的稻子，那么就再也不用为吃饭问题而犯愁了。 当然，一个总统的决策不是看看就能决定的，还必须以大数据为决策依据。 菲律宾研究机构对杂交水稻在菲推广试种的成效进行调查分析后，初步估算，如果种植杂交水稻，每公顷增产的稻谷可达到一吨，如果将杂交水稻推广到一百五十万公顷，不说总产量，每年仅增产稻谷就将达到一百五十万吨，菲律宾每年就不用再进口六十万吨大米了，还将有九十万吨余粮可供出口，从粮食进口国一变而为粮食出口国，那将是菲律宾的一个华丽转身。 阿罗约总统据此决定，将推广杂交水稻作为“旗舰项目”，随后又颁布了一个发展杂交水稻的菲律宾农业现代化的“旗舰方案”：从2002年开始加大力度推广杂交水稻，力争三年内将播种面积扩展到三十万公顷，到2007年推广到一百万公顷。
就在菲律宾“旗舰项目”启动的第二年，2003年4月，袁隆平应阿罗约总统的邀请访问菲律宾。 他走在菲律宾的田野上，也像走在中国田野一样，那些菲律宾农民一眼看见他，立马就能认出他，一个个欢呼起来，奔过来，拥着他，七嘴八舌地争相向他说着什么。 那方言土语袁隆平听不懂，但他猜得出，他们都争相说着稻子的收成。 而袁隆平这次访菲，还有一件大事，和菲律宾的水稻专家一起对当地农民种植的杂交水稻进行现场测产验收——说起这事，张昭东还给我讲了这样一个细节，袁老师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在测产之前，他想先提前去那稻田里去“侦察”一下，可那片选定测产的稻田还挺远，这种提前“侦察”又不能惊动别人，只能偷偷开车去。 说起来，张昭东还挺不好意思，那时他开着一辆七百美金买来的破车，这怎么好让袁老师坐呢。 袁老师一看那车也乐了，又笑呵呵地催他：“哈，这破车，也行啊，我这辈子什么样的车没坐过啊，赶紧上车吧。 ”到了那田里，袁老师一看，心里就有数了：“我看每亩能达到七百公斤！ ”他那双慧眼还真是很少看走眼，第二天现场测产的结果，每公顷超过十一吨，换算为中国的亩产正好是七百多公斤。
那时候，亩产七百多公斤在中国、在世界上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菲律宾农民哪见过这么高产的水稻啊，有个八十多岁的老农抱着稻子，抢着要跟袁隆平合影，他连比带画说：“我种了一辈子田，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水稻，真是奇迹！ ”
从单产上看，杂交水稻创造的奇迹远远超过了菲律宾科研机构的预测，在推广杂交水稻之前，菲律宾大面积播种的IR64号种子（灌溉稻），每公顷可产三点五吨稻谷（亩产二百三十三公斤），多少年来单产几乎没有变过。 而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奇迹稻“IR8”一度成为东南亚“绿色革命”的引擎，从菲律宾推广种植的效果看，也确实有增产优势，但因不适应菲律宾灾害频仍的自然环境，最终也没有给菲律宾带来奇迹。 在换了杂交稻种后，奇迹终于降临了，不但超高产，还加强了抗逆性，无论是“中菲杂交水稻技术合作”专家组，还是西岭公司以张昭东为主的科研团队，都在抗旱、抗涝、抗倒伏、抗病虫害上反复试验。 从我在菲律宾大范围的田野调查看，在一些缺少水利灌溉设施的旱区，那烈日下的稻田都干裂了，但稻禾依然在异常坚韧地生长、抽穗、结实。 除了耐旱品种，他们还培育出了一些特别耐涝的品种，即便遭受没顶之灾，也能在十来天内维持其继续生长的生命力。 正因为具有如此超高产和超强的抗逆性，杂交水稻才能在菲律宾创造每公顷增长近三倍的奇迹。 2004年，菲律宾推广杂交稻面积超过二十万公顷，其中三分之二是播种“西岭8号”，每公顷创纪录的产量高达十一点八吨（亩产七百八十七公斤）。 从推广上看，这一面积还没有达到菲律宾“旗舰方案”第一阶段的推广指标——三十万公顷，但菲律宾还是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大增产。
从菲律宾杂交水稻的推广之路看，由于其政局复杂多变，一直不尽如人意。 到2007年时，按其“旗舰方案”第二阶段的推广指标应达到一百万公顷，结果连三十万公顷也没有达到，其粮食增产效果被急剧增长的人口所填平，而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依然只能靠进口来填补缺口，而且有增无减，到2008年时，其大米进口量已跃升至二百四十万吨，菲律宾也一跃而为居世界首位的大米进口国。 而就在2008年，一场全球性的粮食危机席卷而来，一些国际粮食专家认为，菲律宾这个全球最大的大米进口国就是危机的导火索，正是该国进口大米的急剧增长导致国际大米价格上涨。 这种指责或许带有某种傲慢与偏见，但菲律宾的人口剧增导致大米需求量的剧增，也确实是国际粮食安全保障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由于这次粮食危机来势汹汹，有人称为一场“寂静的海啸”，饥饿的人是寂静的，沉默的，他们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一个个都默默无语地在大米经销店前排起了长队。 在拥有两百多万人口的马尼拉，每天一开门就泄露了这座菲律宾首都的秘密，那些一大早出门的人不是赶着去上班，去干活，而是去米店或超市里抢购大米，有的人甚至从头天晚上就开始排队了。 为了让更多人能买上一点大米，大米经销商早已将原来的二十五公斤一包的大袋分装成二点五公斤的小袋，而大米每天都在上涨，一天一个价，危机中的市民眼睛盯着的早已不是股票指数，而是米价。 随着米价的上涨，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在涨，唯一没涨的只有工资，如果你想用原有的工资来养家糊口，唯一的方式就是勒紧裤带过日子。
在这次危机中，除了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越南也抵挡住了冲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早已通过杂交水稻的大推广获得了大增产。 当菲律宾从粮食出口国变成进口国时，他们却从粮食进口国变成了出口国，而一旦有事，他们的粮食也不会轻易出口，为了保证本国的粮食供应，很多粮食出口国都采取了限制出口的政策，这对依赖进口粮的菲律宾更是雪上加霜，你就是有钱也没处买米。 对此，袁隆平早就一再发出警示，一个国家若不能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那就只能仰人鼻息、任人宰割了，而危机一旦发生，也就只能很被动地采取危机处置了。 2012年6月2日，阿罗约签署了一项总统令，宣布设立国家粮食与能源委员会，由总统亲自领导该委员会，委员则由国家经济发展署、农业部、环境和能源部、国家反贫困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电力公司、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和国家粮食署的主要官员担任，旨在评估菲律宾当前粮食和能源形势，并制定长期的粮食和能源政策和计划，如粮食和能源形势出现危机，该委员会还可以建议总统和国会动用总统特权解决危机，——这意味着，一旦发生粮食和能源（石油）危机等紧急状态时，总统甚至有权宣布戒严令进行管制。 然而，谁又希望自己的国家陷入紧急状态呢，而丰衣足食、长治久安，对任何国家都是最理想的境界。
在一场生死攸关的危机中，菲律宾又加大了杂交水稻推广力度。 2013年4月，菲律宾农业部在穆尼奥斯科学城召开第一届全国杂交稻会议，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应邀在大会上发表演讲，他一边为菲律宾提气鼓劲，一边又对症下药，“菲律宾水稻生产拥有很大潜力，条件很好，但目前技术、品种落后，而杂交水稻的更新换代很快，发展杂交水稻，最现实、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换下种子”，这其实也是绿色革命的核心，中国的实践早已验证，在同样的自然条件下，只要种植杂交水稻就能比常规品种增产二成左右。
此后，菲律宾总统又几经更迭，推广杂交水稻也一直是始终不渝的政策，却又一直难以达到一百万公顷的预定目标，而据中国粮油网2015年4月9日发布的消息称“菲律宾农业部计划今年种植超过五十六万公顷的高产稻米品种，其中包括杂交水稻、认证种子和绿色超级稻。 该项目将有助于菲律宾实现稻米产量增长一百万吨的目标，以及2016年稻米产量再增长五十万吨的目标”，——这两个目标加在一起，正好是原“旗舰项目”的预定目标，如果能够实现，按原来的初步估算，菲律宾的粮食就能自给自足了，还有余粮出口了。 然而，在十三年过后，菲律宾的人口与粮食需求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人口增速远远超过了粮食的增速，据美国农业部预计，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菲律宾水稻产量约为一千九百三十六点五万吨（成品米一千二百二十万吨），比上年增长约百分之三，而在同一时间段，菲律宾成品米进口量预计约为一百六十万吨，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 这就意味着，即便两个预定目标均能如愿以偿，菲律宾也才刚刚达到粮食自给的及格线。 但人算不如天算，2015年，从第24号台风“巨爵”到第27号台风“茉莉”持续袭击菲律宾，导致农作物大面积减产，菲律宾预定的粮食增产目标又泡汤了。
在杂交水稻的国际推广上，菲律宾是一个既积极进取又举步维艰的典型案例，其成败得失也颇值得解剖与借鉴。 一粒种子改变世界，说起来容易，而实施起来又何其艰难。 这也让我更加佩服张昭东了。 他从一个人单身匹马开始，在菲律宾的稻田里深耕十八年，到现在已形成了一个科研与推广团队。 如今，他也像自己培育出的种子一样“本土化”了，还给自己取了个菲律宾名字——安东（Andong），能说一口菲律宾味儿十足的英语（英语为菲官方语言，在菲律宾的普及率很高），连菲律宾土话他也能说上几句，这让他在菲律宾如鱼得水，和上上下下的人打交道都没有语言障碍，而语言不只是用来交流，在深入交流后也让他获得了菲律宾人的认可，把他看作自家人了。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他在杂交水稻上的科研与推广成果，他主持研发的“西岭8号”迄今已累计为菲律宾增产稻谷三百万吨，随后又培育出“西岭9号”。 热带稻的米质一直为人所诟病，而“西岭9号”就是他为改善稻米品质而研发的。 迄今以来，他已主持研发了一系列热带杂交水稻的先锋组合，从西岭8号、西岭9号到西岭28号，这些品种各有侧重，其中双号为高产品种，单号则为优质品种，其实无论高产还是优质，都是两者兼顾。 杂交稻、超级稻的米质怎么样，一直是我关注的重点，我在菲律宾的十来天，几乎把西岭公司和中菲农业技术中心研发的杂交稻米通通吃过一遍，而西岭公司的稻米被誉为“南北通吃”，还真是名不虚传，随便走进菲律宾的哪家超市里，“多尼亚·玛丽亚”品牌的系列稻米都是最抢手的，它们和正宗泰国茉莉香米摆在一起，以两公斤小包装米为例，正宗泰国茉莉香米的售价为一百三十二点五比索（约为人民币十八点五元），而“多尼亚·玛丽亚”杂交稻米为一百九十五比索（约为人民币二十七点三元）。 这个性价比不只是在菲律宾占了优势，在泰国及东南亚诸国的米店和超市里，优质杂交稻米的价格也要高于正宗泰国米，而且都很抢手，供不应求。 这让我想到我们国内唱衰杂交稻、超级稻的同胞们，国外的实际情况真的和你们说的、想的不一样。 诚然，米质好不好，除了看种子，还要看环境、看水土、看生态，这也是袁隆平先生一直特别强调“良态”的原因，在作出判断之前，种子和环境因素是要区别对待的，决不能因为有些杂交稻的米质较差、重金属含量超标，就要把脏水连孩子一起倒掉。
张昭东是个多面手，作为西岭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和首席专家，他一边致力于培育出新品种，也一边在菲律宾和东南亚诸国推广杂交稻，这里就顺便交代一下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两个南洋国家的杂交水稻推广进程。
印度尼西亚是仅次于中国和印度的世界水稻种植第三大国，却也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稻米进口国之一。 2001年，首批中国杂交稻在印尼的五个省试点，经几年试种，试验田的单产超过了印尼传统品种的两三倍。 这让印尼政府看到了杂交水稻的巨大增产潜力，从2015年起将杂交水稻列为其推动农业现代化、促进农粮发展的六大政策之一。 这对推广杂交水稻是一个极好的政策机遇。 在印尼开展杂交水稻国际推广的有两支主力，一是“隆平高科印尼公司”，一是西岭公司，由张昭东主持育成的西岭8号、西岭11号经试验、示范、区试，于2006年在印尼审定（目前只开发了西岭8号）。 印尼一方面利用中国的援助设备，为当地农技部门建起了杂交水稻种子实验室，一方面为杂交水稻本地化高产栽培总结出了一系列符合旱季、雨季条件的方案，一粒粒中国杂交水稻的种子不但播种在印尼的稻田，也播撒在印尼农民的心田。 印尼南苏拉威西省副省长阿古斯阿里分表示：“去年（2014年）使用隆平高科的‘LOPP11’种子后，我们全省的商品稻增产幅度同比达到百分之十三，非常振奋人心，感谢中国杂交水稻技术！ ”而打心眼里高兴还是那些稻农。 袁隆平的学生方志辉还记得，2003年9月，他去印尼的杂交水稻示范基地，结果，他们一下被印尼的稻农包围了，那年，中国杂交稻的种子让当地农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在生气勃勃的太阳光下，在堆得像一座座山的粮食四周，一群又一群黝黑的印尼农民，狂欢般地跳起他们庆祝丰收的民族舞蹈，争先恐后地向来自杂交水稻故乡的中国人表达心中的感激，许多人都热泪盈眶地发出一阵阵极其响亮的喊叫：“八古斯！ 八古斯！ 中国万岁！ ”
马来西亚的水稻种植面积约四十万顷，其稻米自给率比菲律宾、印尼等近邻更低（仅能达到五分之三左右），眼看邻国从中国引进杂交稻后开始大增产，他们也坐不住了，希望借助中国超级杂交稻技术，促使该国从现有的水稻单产提高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若能达到这个增产效果，就足以解决其稻米自给问题。 2004年8月，袁隆平应马来西亚元首基金会之邀对马来西亚进行考察访问，在他的推动之下，隆平高科和西岭公司分别进驻马来西亚。 如今，在大马水稻主产区吉达州的两季杂交稻试验田里，由袁隆平主持研发的一批品种，亩产最高达每公顷近十吨（亩产约六百六十七公斤）。 西岭公司的一个品种“SIRAJ”（以马来西亚国王命名）也在马来西亚获得了审定，作为国家储备品种。 2011年9月，袁隆平“以独创性思维和胆识，在热带主要作物水稻育种中，培育出创新型成果杂交水稻，给全球带来水稻生产及可持续性革命化的发展”，获得了马来西亚热带科学最权威的奖项——马哈蒂尔科学奖。 该奖项主要授予全球范围内通过科学技术解决热带各种问题作出贡献和革新的科学家、研究学术性机构及组织，奖金为十万元马币（约合二十万元人民币）。 袁隆平为首个获得该奖的中国科学家。 一个杂交水稻之父，获得了无数世界性荣誉，而“杂交水稻之子”张昭东也为西岭公司、为杂交水稻赢得了国际声誉，2015年11月，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东盟首脑会议上，西岭公司荣膺“东盟农业贡献奖”。
诚然，倘若没有林育庆这样一个“以商弘道，造福人民”的企业家，张昭东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也难以打开一片天下。 林育庆博士一旦认准了目标就会一直走下去，无论自然气候和政治气候如何变化多端，他们都能以不变应万变，而不变的就是他认准的一粒种子，用林育庆的话说，“一粒种子可安邦定国，一粒种子可改变人生，一粒种子可注定命运，一粒种子可促进繁荣”，这是他的座右铭，也是所有西岭人的座右铭。 他因推广杂交水稻而赢得了菲律宾政府和人民的尊重，先后获得了菲律宾的多个国家荣誉。 菲律宾华裔博物馆也将他推广杂交水稻的成果纳入其中，在这博物馆里，还有一个与粮食有关的故事，那也是林育庆时常说起的一个故事，四百多年前，明万历年间，有一位叫陈振龙的福建人冒着杀头的危险，把原产吕宋的番薯带回了中国，从而解决了中国历史上的数次饥荒。 这里又得交代一下，到底是谁最早把番薯引入中国，史上说法不一，还有一说是明代东莞虎门人陈益从越南引进到中国的，他也被誉为“中国引种番薯第一人”。 对这两个版本的故事，我没有考证的意图，我要强调是他们引进了一种新的粮食品种后对中国粮食的巨大贡献。 诚如林育庆所说：“如今，中国的杂交水稻被引进菲律宾，解决了菲律宾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是历史的回报。 ”
透过菲律宾推广杂交水稻的历程，尤其是从林育庆、张昭东的经历看，也可知这个推广的过程多么艰难。 对他俩的默契配合，袁隆平先生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林育庆先生品德高尚，企业做得非常好，在菲律宾人民中享有很高声誉，而且还参政议政，各届菲律宾总统都要敬重他倚重他，待之以国家智囊。 林先生是华人精英中的精英，是名副其实的菲律宾华人领袖。 他和张昭东，一个是商业大腕，具有极高明的投资眼光和商业运作能力； 一个是技术将才，硬是在热带雨林中培育出了杂交水稻‘热带先锋’，相得益彰，是一对天造地设的搭档。 ”
在这一对黄金搭档的联手打造下，也可以说是在资本和科技的联手打造下，如今西岭公司成长为“育繁推一体化”的农业科技集团，而且形成了从种子到大米加工、销售的一条龙式产业链，成长为菲律宾和亚热带地区首屈一指的杂交水稻种子供应商，用方志辉的话说，他们“在商业开发上也大获全胜”。 这一“本土化”的种子培育模式和推广经营模式，也为中国杂交水稻的国际推广开创了一种典型模式。 透过西岭公司的杂交水稻推广之路看中国的杂交水稻从无到有，从中国走向世界，从援外培训到“杂交水稻外交”，从杂交水稻种子出口到本地化育种……这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袁隆平，但仅有一个杂交水稻之父还不行，还得有众多像张昭东这样的“杂交水稻之子”，这不是我妄加在张昭东头上的称号，而是菲律宾老百姓对他的赞誉。 我觉得这个称呼是广义的，三十多年以来，袁隆平先生派出了一拨一拨像张昭东这样的科研人员、推广人员在全世界育种布稻，他们就像杂交水稻之父撒向世界稻田的一粒粒种子，每个人都是当之无愧的“杂交水稻之子”。
我在内湖省圣克鲁斯郊外的西岭公司试验基地住了四天，这里有大面积的试验田和一家粮食加工厂，这个加工厂和新怡诗夏省的那个加工厂一样，正在大规模扩建，而扩建的背后就是杂交水稻大推广的成效。 听张昭东说，这里还将兴建一座综合实验楼，这是他盼望了多年的。 而他的住房是一幢很普通的两层楼，就像他家乡东安的一幢农舍，他感觉住在这屋子里挺舒服，而舒服的感觉就是熟悉和习惯。 一个远在异国他乡的游子，连孤单和寂寞也早已熟悉了，习惯了。
好在，现在陪伴他的还有儿子张志程，一米八多的大个头，浑身上下黑黢黢的，这哪像个科学家的儿子啊，一看就是个农家子。 说起这模样，小张就直乐，他打小就看见父亲这黑黢黢的样子，最担心的就是自己长大后会变成这样子，没想到还是在劫难逃”。 1998年，十九岁的小张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他一看见带个“农”字的就赶紧闪开了，好在父亲也没有干涉，他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湖南师大法学院。 就在他上大二时，父亲远赴菲律宾，一去就是三年。 小张后来才知道，那三年（从1998年到2000年）正是父亲最艰难的岁月，为了培育出热带杂交水稻品种，他一直没时间回国、回家。 直到“西岭8号”培育成功，他终于回家了，可小张去机场接他，愣是没有认出自己的父亲，还以为是个黑人，而做父亲的也认不得自己的儿子了，三年不见，儿子已长得又高又壮了，比自己还高了半个头，那面孔也成熟多了。 也许就是这成熟的面孔，让一个父亲又“心怀鬼胎”了。 2003年，小张正准备考律师证，父亲获得了袁隆平科技奖，回来领奖，要儿子跟他一起去拍照。 小张也知道，这是一个很权威、很难得的大奖，他也打心眼里替父亲高兴，便拎着相机跟着父亲一起去了。 颁奖后，就要发表获奖感言了，小张正想抓拍父亲一个特写镜头，忽然发现镜头里的父亲很鬼地冲他一笑，随即宣布，他要将八万元奖金全部用来送儿子去湖南农大学习——小张对我说起这事，依然恨恨不已，他当时突然蒙掉了，太突然了，他也知道父亲的性格，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信口开河，肯定是早有预谋，这让小张有被逼上梁山的感觉。 而接下来的一切已毫无悬念，小张放弃了自己的律师梦，从此转身跨进了离他最近的一所大学校门，在湖南农大攻读了两年遗传育种专业后，他便来到了菲律宾，从制种、栽培、田间管理，在泥里水里摸爬滚打了十多年，直到2013年，他才向父亲主动提出要搞育种。 在杂交水稻领域，育种是最核心的技术，而小张能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培育出超过他父亲的种子，也许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而在小张每天都要走的那条路上，除了风雨和烈日，随时还会遭遇眼镜蛇、五步蛇等致命的凶险。 而一个做父亲的，打量着儿子被汗水浸透了背脊，那眼神里透出的是后继有人的欣慰，也隐约透出了莫名的酸楚……
这屋子里，除了一老一少、相依为命的两个单身汉，他们所有的家人和亲人都在祖国。 岁月不饶人，张昭东来菲律宾时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如今已经办了退休手续，按说可以回国安度晚年了，但无论从哪方面考虑，他一时还退不下来。 事实上，在进退之间他也没有什么犹疑，一想袁老师八十七岁了还在稻田里忙活，他几乎不假思索就决定了，继续留在菲律宾，培育和推广杂交水稻。 说不想家是假的，而一个远在异国他乡的游子，在心里惦念着的不只有家人、亲人，还有另一种惦记。 2016年7月，我采访方志辉时，他刚替张昭东转交了一笔党费。 他一位有着三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再忙也不忘交党费，每月都叮嘱妻子给他转交。 去年，他妻子要照顾出生不久的小孙子，他便委托方志辉每月帮他交党费。 方志辉说：“每次和他通电话，他都惦记着这个事，生怕我给忘了，而我交党费时，立马就想到了他，交了还得告诉他，不然他老是牵挂！ ”
我的菲律宾之旅就此告一段落，却还有一段延伸出来的枝节。 2016年10月，我正在岭南的一叶窗下回顾和书写杂交水稻在菲律宾的故事，林育庆正随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访华，在杜特尔特总统和中菲商界人士的见证下，他代表菲律宾西岭农业集团与中国江苏红旗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这是一个大手笔，红旗种业累计将为菲律宾提供种植两百万公顷杂交水稻的种子，总交易额达一点六亿美元。 又岂止一个红旗种业“放眼向洋看世界”，近年来，在袁隆平等中国杂交水稻专家不断提升产量和米质的同时，国际上正在形成中国杂交稻种出口的庞大市场，隆平高科、红旗种业等中国种业龙头企业纷纷沿着“一带一路”扬帆出海，奔赴世界各国的稻田拓展“筑梦空间”，同各国展开长期的、高层次的战略合作，全方位提升合作范围，扩大合作生产规模，这又何尝不是如“杂种优势利用”一样的优势组合！ 从种子出口到海外育种，中国在杂交水稻研发的技术和人才上一直处于领先世界的优势。 有人把中国种业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形容为“我国农业跳起国际交谊舞”，但国际交谊舞从来不是独舞，你能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海外的优势资源自然也会沿着“一带一路”走进中国这个大市场，林育庆和他的西岭农业集团早有撬开中国市场的雄心壮志，譬如说他们研发的“多尼亚·玛丽亚”优质杂交稻米，几年前在南宁的东盟贸易展览会上就被一抢而空，这让他看到了优质杂交稻米在中国的巨大市场。 这与其说是林育庆的雄心，其实也是市场规律，而“一带一路”作为国家的战略性决策，原本就是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谈合作，体现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只有你来我往、互利互惠、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如此良性循环，那才是真正的“国际交谊舞”。
爱与拯救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这是中国核弹之父钱三强的名言，也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心声。 无论走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他都是一位中国科学家。
粮食无国界，爱与拯救更没有国界，中国一直致力于打造全球粮食安全命运共同体。
从1979年中国杂交水稻首次走出国门、在美国开花结果，而今已在全球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广。 从杂交水稻推广到“杂交水稻外交”，一粒种子还承载着更辽阔的使命。 2005年10月，在外交部第四期大使参赞学习班上，袁隆平院士为我国驻八十多个国家的大使、总领事和参赞做了一场精彩的杂交水稻报告，国务委员唐家璇在会见袁隆平院士时说：“‘杂交水稻外交’将是我国‘走出去’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将是今后我国经济外交的一块王牌。 ”
每当我走向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办公楼，都会下意识地仰望一下，这是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最早建起来的一栋楼，大门口，一幅标语一直高悬着：“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 ”这与一个杂交水稻之父的“杂交稻覆盖全球之梦”互相映衬，又相互印证。 中国发明的杂交水稻，不仅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了自己手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自给国，在袁隆平心中还有一幅水稻王国的世界版图，他一直在不断拓展杂交水稻的疆域，不遗余力地培育和推广养活全世界的水稻。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初步统计，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只有百分之十的稻田种上杂交水稻，而水稻平均增产就达百分之二十以上。 以杂交水稻所占比例之小，而达到如此显著的增产效果，已经令人叹为观止。 但对于一个世界加冕的杂交水稻之父，比欣慰更多的还是深重的忧思。 尽管杂交水稻有显著的增产效果，但在推广上却还远远不够。 说到这个话题，他习惯性地扳着指头算了一笔账：目前世界上有一百一十多个国家种植水稻，包括中国在内，全球每年水稻种植面积超过二十二亿亩（二十二点五亿亩），而截至2014年统计数据，杂交水稻在国外的种植面积仅有五百多万公顷（约七千五百万亩），包括中国在内也只有三亿多亩，这一面积离他的杂交水稻覆盖全球之梦还相距遥远。 但他从不悲观，这个早已被风霜染白了头的智者，踌躇满志地说：“中国杂交水稻种植有绝对优势，如果让我们的技术和优良品种走出国门，且不说杂交稻覆盖全球之梦，就算打一半折扣，只要将世界上杂交稻种植面积增加到现有水稻面积的一半左右，即十一亿亩，哪怕按保守的估计，每公顷按增产二吨计算（每亩增产约一百三十三点三公斤），你算算，每年仅增产的粮食就有一亿五千万吨，可以多养活四五亿人口。 ”
在人类跨入千禧年之际，也把八亿多贫困饥饿人口带进了新千年，这是一个必须由全世界来扛的沉重包袱。 在2000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首脑会议上，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而一个一直难以解决又必须解决的目标，就是在十五年时间里（到2015年）将超过八亿的世界饥饿人口减少一半。 然而差不多过了十年，到2009年的第二十九个世界粮食日，据统计，在这一年全球饥饿人口有增无减，反而突破十亿，为过去四十年来最高值。 为了应对严峻而紧迫的饥饿问题，联合国粮食问题特别工作组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首次会议，这次会议的重点是“为应对食品价格危机所带来的挑战而制定一项综合性的战略”，这一战略包括短期和长期所应采取的行动，例如提供粮食援助、社会保障倡议和促进农业生产等，以帮助那些在饥饿和粮食危机中苦苦挣扎的人度过危机。 然而，两年过后，据美国驻华大使馆于2011年8月公开发布的一篇《解决世界饥饿问题》的文章称：“在今日世界，全世界营养不良的人口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了十亿人，这相当于北美和欧洲人口之总和，每天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人忍饥挨饿。 ”
一场世界粮食危机，让很多人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在东南亚，遥远的非洲，乃至整个世界，如果要问谁是当代中国最具世界性影响的科学家，不用说，就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是他，引领着他的中国科研队伍，历经数十年付出了无数心血的研究，赋予人类以强大的战胜饥饿的力量。 有人说，如果不是中国的杂交水稻在几十个发展中的农业国开花结果，在这场无声的海啸中，将有更多的国家被无情席卷。
危机，往往又是机遇。 在粮食危机的驱使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迫切需要引进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以解决其粮食自给难题。 如果说中国正在不断同世界接轨，那么，杂交水稻却是世界主动在和中国接轨，很多外国政要在访华期间，如莫桑比克总理、利比里亚总统、老挝总理和国家主席、塞拉利昂总统、苏里南总统等，都先后走进长沙马坡岭，特意来造访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中心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寻求解决本国粮食问题的良策。
2009年5月，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统科欧·巴·科罗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尽管在华时间有限，但他仍辟出两天专程到湖南参观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中心，与袁隆平院士座谈交流。 科罗马说：“我这次选择访问湖南，不仅因为这里是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的故乡，更因为湖南的杂交水稻为中国乃至人类的粮食安全作出了杰出贡献。 ”他期待将杂交水稻引进到塞拉利昂，帮助他们消除贫困与饥饿。 塞拉利昂有一位著名的水稻种植专家，就是与袁隆平一起获得了2004年世界粮食奖的蒙蒂·琼斯博士，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非洲公民。 琼斯博士一直致力于研究非洲水稻和亚洲水稻的杂交品种（NERICA），这种杂交水稻特别适合生长在土壤贫瘠和产出低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但他是一位水稻种植专家，如果能引进中国杂交水稻的最新育种成果，可谓是优势互补，将对塞拉利昂食品安全和削减贫困计划发挥重要作用。
饥饿的非洲，一直是袁隆平深情凝注的地方。 近年来，中国杂交水稻在马达加斯加、几内亚、马里、赞比亚、塞拉利昂、利比亚、尼日利亚等国试种，均取得了惊人的增产效果。 在马达加斯加，当地人把中国杂交水稻种子称为“绿色希望种子”。
这里就以位于印度洋西部的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为例，就在发生世界性粮食危机的2007年，中国慷慨伸出援手，启动了援助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开发示范中心项目。 该项目为国家主席项目，由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承接，湖南袁氏种业高科技有限公司（袁氏种业）负责具体实施，在马义奇建起了援马杂交水稻示范中心。 方志辉肩负着杂交水稻国际推广的使命，在马义奇深耕七年，而他的身份不仅是隆平高科的国际贸易部总经理，还是中国政府农业部援外项目高级专家、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项目评价专家，这双重的身份也是双重的使命，但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恰好可以把两者结合在一起，而援外也给杂交水稻国际推广带来了机遇和舞台。 他们奔走在赤日炎炎、尘土飞扬的泥土路上，吸入鼻腔的都是混杂着焦土气味的灰尘，随身带的干粮吃完了，水喝干了，就在山林里找野果吃，喝山溪水。 对于他们，这也是回归自然的机会吧，却是苦不堪言，没有任何田园诗意，不说别的，只说在野外吃顿饭，成群的苍蝇嗡地一下就扑了上来，这时候你下手要特别快，那简直是在跟苍蝇抢食啊。 但这丝毫没有动摇他们把杂交水稻技术推广到千家万户的意志。 用方志辉的话说，这七年他和自己的团队在马达加斯加那荒凉无边的大地上“一直往前冲”，而马义奇这个地名翻译成中文就是“一直往前冲”。
尽管他们都在“一直往前冲”，但育种却是典型的慢工细活，袁氏种业和援马专家经过两年试验，到2009年测产验收时，有十个杂交组合显示出马国水稻品种无与伦比的优势，其中“M729”杂交组合更让马国人啧啧称奇，最高产量突破了每公顷十吨大关（亩产六百九十四公斤），这已相当于中国超级稻第一期攻关示范片的产量。 当然，这还只是试验田里的成果，在大面积推广应用后是要打折扣的。 这年，我国将在马国培育出来的五十多吨杂交水稻种子无偿援助马达加斯加，免费分给各地农民试种，那些有幸试种的农民都惊喜地见证了，中国种子不但高产，对当地病虫害的抵抗能力，也比他们原来种的稻子强多了。 这让马达加斯加政府更加坚定了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心，2010年3月，马国农业部在中国援马杂交水稻示范中心主持召开了杂交水稻现场验收会，马农业部农业总局长Mamy Andriantsoa宣布中国援马杂交水稻种植成功并获得高产，他在致辞中也没有什么外交辞令，对中国专家赞不绝口：“我已经被中国技术专家的能力、令人赞叹的素质、对工作的积极性所征服，他们在执行与我国合作的这个项目中得到了充分施展。 ”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提到了马达加斯加与中国的血缘关系，“我们马达加斯加人是混血人种，其中也包含有中国血统，他们能够适应马达加斯加环境，中国杂交水稻当然能够适应马达加斯加的生态气候！ ”
为进一步推广杂交水稻种植技术，湖南省农科院在进行示范栽培的同时，便开始有步骤的技术培训，先在长沙培训了十名马国农业技术高级管理人员，其中一名现已就任马达加斯加农业部长，中国援助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示范中心在马国培训了一百名当地农业专家，在此基础上，对当地农民进行培训。 但马达加斯加农民相当贫穷，很多农户都买不起杂交水稻种子。 袁氏种业是一家以超级杂交水稻为核心、以种业为主的农业高科技公司，集杂交水稻种子培育、繁殖、推广于一体，先后承担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和湖南省外向型农业高科技项目等多项项目。 他们在这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在不断探索中。 为解决农民无钱买种的困难，又要规避风险，他们与当地的农业金融公司合作，借鉴国内公司加农户的形式，先把种子卖给金融公司，再由金融公司贷给农户，农户种植收获稻谷后卖给金融公司，抵扣之前的种子和肥料款，然后又将稻谷卖给袁氏种业，加工为米质优良的稻米。 而杂交水稻在马达加斯加不但表现出了产量高、抗逆性高（抗病虫害、抗旱抗涝抗倒伏）等突出优势，其米质也很优异，深得马达加斯加和周边国家消费者青睐。
对于马达加斯加农民种植杂交水稻致富的典型，方志辉信手拈来，他给我讲了一个农民的故事。 安巴通德拉扎卡市阿拉法村里，有个号称“杂交水稻之王”的稻农，名叫兰德尔。 几年前，他们一家七口人还挤在一间小小的茅草屋里，一家人平时靠务农和打零工为生，由于农耕工具落后、效率低下，每年仅能种植一公顷多的土地，仅能维持最基本的温饱，如果每餐能吃上白米饭，这就是他们奢华而遥不可及的梦想了。 没想到几年时间，他们就过上了比原来的梦想还要好多少倍的日子。 这就得感谢中国杂交水稻的种子和援助专家了。 2010年，兰德尔有幸成为中国援助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示范中心第一批接受培训的农民。 起初，他对杂交水稻还有些抵触，他的想法和以前中国农民的想法也差不多，种田就是“靠天吃饭”，再先进的技术也靠不住。 通过袁氏国际的培训，兰德尔开始半信半疑地试种杂交水稻。 没想到，一年里，他种植的一公顷杂交水稻就收获七吨多稻谷（亩产约四百六十七公斤），这个产量在中国不算高，却是当地常规稻的三倍多。 就凭这个产量，兰德尔一家可以餐餐吃上大米饭了，还比他们原来的稻米好吃多了。 到2014年底，他的种植面积已超过二十公顷（三百多亩），盖起了红砖瓦房，买了拖拉机、旋耕耙。 当他在自己的稻田里愉快地耕耘与收获时，几年前的那间小茅屋成了他的背景，就像贫穷日子留下的一个证据，时时提醒着他。 而村里的二十多户农民眼看着他吃饱了肚子，富得流油了，也跟着他种起了杂交水稻，一个村的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就扩大到了两百多公顷。
村民们都兴奋地说：“杂交水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
迄今，马达加斯加推广杂交水稻的面积累计已近上万公顷，平均每公顷产量为六吨（亩产四百公斤）。 马达加斯加农业司技术创新扶持处有一位叫拉拉·艾里祖的官员，一直跟随着袁氏国际团队进行杂交水稻的推广工作，他深有感触地说：“杂交水稻让我们看到了增产增收的希望，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正走在一条希望的道路上。 ”
中国杂交水稻在马达加斯加推广的模式，就是一种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推广的模式，这一模式既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商业化种业推广，也不同于中国以前单纯的援外模式。 尽管袁氏种业也是一家商业化公司，但一粒改变世界的种子，还有以天下为公的仁爱精神做支撑，唯其如此，才能实现农业援外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高科技种业公司在海外进行推广播种，在袁隆平院士的倡导和建议下，“杂交水稻外交”已是我国“走出去”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向世界展示和谐力量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粒正在改变世界的种子，还将成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农业输出技术之一，这种特有的中国精神也将让杂交水稻在世界上走得更远，更久。
在与方志辉交谈中，我发现他在不经意间总是下意识地把“稻”引向“道”，他认为袁隆平发明杂交稻、推广杂交稻，和中国哲学中的“道”是高度一致的，“民以食为天”，杂交水稻解决了吃饭问题，既是最大的人道，也是天道。 “道可道，非常道”，杂交水稻为非常规水稻——“非常稻”，这又与具有深厚的中国哲学文化内涵的“非常道”是相通的。 他以此命意撰写了《稻可道》《非常稻》等一系列专著，而袁隆平先生对此也是高度认同的，他在《稻可道》一书的序言中充满诗意地抒写：“今天，从美国的大农场，到缅甸、菲律宾的热带雨林，从印度的高原，到非洲的大草原，到处都飘溢着杂交水稻的芳香。 ‘喜看稻菽千重浪’，毛主席当年的梦想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初步实现……中国科学家播下的，不仅仅是一颗颗水稻的种子，带给世界以粮食的充实和物质的繁荣，更是一颗颗和平的种子，为促进人类和谐共存、文化融合，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 ”
数十年来，为传播杂交水稻技术，袁隆平先生一次次飞越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他笑称“自己不仅是洞庭湖的老麻雀，还要做太平洋上的海鸥”。 他脸上那充满了自信和自豪的表情一次次地感染了我，也让我充满了自豪。 其实，身为中国人，我们都应该为袁隆平、为杂交水稻感到自豪。 袁隆平既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世界的良心。 2011年1月，《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大型电子显示屏上播出，中国各领域杰出代表和普通百姓在片中逐一亮相，一个俯身扑在稻田里的身影，张开双手，拥抱着如瀑布般的稻穗，这双手，仿佛搂紧了人类的命根子。 很多美国人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诚然，面对这样一个形象，也不无遗憾，如他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就让很多人深感遗憾，而袁隆平先生早已步入了天高云淡的境界，他的世界超越了任何荣誉与奖项，这样的境界一如卡尔维诺所谓，已进入了“时间的永恒存在或循环的本质”，那就是与天地同在的辽阔而博大的爱与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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