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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比丢人更牛吉大农经是什么学历的了

念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吉大农经是什么学历,综合大学比专科院校好玩,学文科的比学理科的好玩。中午下课时,男男女女有说有笑直奔食堂的往往是文科生,而戴着大眼镜、背着大书包、闷头闷脑低头走路的那些家伙多半是理科生。同在一个校园里,低头不见抬头见,平时碰不上,到了球场或者情场,文理科往往是较上了劲。

话说学生八舍住着学经济和法律的,学生五舍住着学生物和数学的,每逢院系大赛之后,两个宿舍楼之间的空地就成了比拼的战场。有一年暑假前,校足球队刚拿了个大区冠军,大四的老炮儿们都已打包行李,准备各奔东西,借着这高兴劲儿,全没少喝。

八舍率先发难,一个酒瓶子就丢了下去,没过十秒,五舍的一个热水瓶不仅扔得动静大,还激起一股白烟,仿佛遇到了空袭一样。八舍各寝室马上紧急动员,一、二、三、四,三箱空啤酒瓶子就跟扔炸弹一样,震得山响。文科生们激动得大喊大叫:“嘿!哥们儿,怎么着啊?没电了吧?”没多大工夫,对面的窗户全打开了,人头涌动,伴随着吆喝,几十个热水瓶砸在地上,跟扔了原子弹似的,场景十分震撼。

经济系一哥们儿本来就特别好事,跟隔壁俩屋一撺掇,把三个打包好的破电视直接就给砸下去了,那声音跟打雷似的,跟着一批空啤酒瓶子也下去了,跌落之声轰然而起吉大农经是什么学历;数学系那帮人也喝多了,一见此情此景,眼睛都红了,嚷着说:“显你们有钱哪,今儿陪你们好好玩玩。”没过几分钟,五舍的六层连续扔下五六个电脑显示器和机箱,尤其是机箱又大又重,砸在地上,那效果,整个八舍都没电了。

法律系一主刚失恋,毕业分配又被踹回老家,平时就喜欢踢球,今天刚和班里的一校队主力喝酒喝大了,一见对面叫板,真乃怒从心头起,恶自胆边生,和那主力拉起宿舍床垫就往楼下扔,跟着,吉大农经是什么学历他一个人站在窗台上,大叫一声:“我×你大爷的!”从二楼一屁股就坐下去了。

两边的人全傻了,盯着地上,一时鸦雀无声。不一会儿,就见那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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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车。首发站有座,但没过两站,我就让给了一个中年人,想起来,那家伙还没我现在大呢,连声谢谢都没说,估计也是一外地人,没必要跟我客气。

大学时的老乡魏辉,比我高两届,两年前就考入了社科院,导师是朱绍文和黄范章,研究方向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辽大时,他跑万米,每天不跑完都睡不着觉;我则爱踢球,见天地泡在球场上。原本连点头之交都算不上,后来,他跟我们八〇级学数学,我们很快就混熟了,毕竟我是数学课代表啊。

魏哥见到我特开心,说:“咱辽大后继有人啊!”问我这届考来了几个,我说工经二班有个邢国均,听说七九政经有个魏志强,经济片应该就三位。他也扳开了手指头:八一级的左大培、崔丕胜,八三级的郑秉文、皮树义等。

那时,社科院研究生院分三个地儿,总部和老生在玉泉路的十一学校,八三级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八四级新生都去了后勤学院。上课则看情况,或去总部,或在后勤学院,有时还去老师家。至于新闻所,在《人民日报》那边,基本与我们没什么交集。

报到那天在十一学校,可把我乐坏了,那球场老棒了,标准的一个大场,摆小场的地儿也有的是。可等我一到居住的后勤学院,顿时傻眼了:就一个操场,全铺的大水泥块子,正前方耸立一观礼台,右上边是个红色的大五角星。

我在辽大养成了一个毛病:下午一过三点就坐不住,浑身发痒,必须去活动,有课都上不好。那时,我们两个同学一专业、俩导师,学得特杂,所以,社科院容易出通才。工经、农经的组成经济二班,世经的叫三班,经济所、财贸所的叫一班。

我们寝室一共四个人,都是性情中人,见我憋得够呛,便帮忙凑钱买了个足球。学经济思想史的老黎来自南开,贵州土家族,长得像外国人,踢球也猛,自称凑数的,但分拨时很受欢迎;真说起来,老大周欣虽是个狂野球迷,但几乎没踢过球,有时被拉来,帮着守守门。

秉才是镇江人,吉大经济系的,性格内向,属于标准的书生,平日里苦读经典,有一天静极思动,跑到场上胡抢乱踢,一通地撒野。忽然,他闭着眼睛一个起跳,正好顶在我眼镜上,俩镜片顿时就跟蜘蛛网似的,稀碎稀碎的。还好我眼睛就只是有点肿,并没大事。

我们班有个叫济光的,河北雄县的,也是二十岁,比我还好动,大雪天都得出去跑几圈。他是头号积极分子,一到下午就各个寝室砸门,拉人到操场,摆上小门就踢开了。要说学员一个爱足球的都没有,那不可能,但待了一年,愣是没见到一个来踢的,他们顶多在楼下打打羽毛球,还挺欢实的。

第一年课程紧张,不少同学经常要跑到所里,所以经常凑不齐人,或者刮风下雨的,大家窝在屋里不出来。我和几个小哥们儿照旧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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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过去三十年了,我一直没忘。同学都来自五湖四海,看样子都不像什么三好学生,却不失学霸本色。那时,见面最多的是在食堂,看看外系女生,认认外系老乡。有几个文史哲的也爱踢球,见经济片成群结队,也过来套磁,后来也组了个小队和我们踢,记得有文学系的孟学龙、哲学系的肖阳等。

后勤学院正面角上,有个游泳馆特别正规,因为北京游泳队在那儿呢。后来,好多同学办卡去游,游完出来清清爽爽的,估计他们心里挺瞧不上那群浑身臭汗的傻小子,为个球傻跑,图个球啊!

有天人不够,忽然过来几个身材匀称的漂亮小伙儿,说是游泳队的。踢球这事不论出身,来就一起玩呗。一来二去熟了,他们说教练不让他们在水泥地上踢,很容易受伤什么的,他们有时在对门总后勤部分组踢。有天,他们的教练捎话,要跟我们踢大场。

我们同学还有一拨人打篮球,像德霖和老曲等,年纪大些,似乎觉得篮球多些技术含量。老曲是工经的,辽宁凤城人,其球风凶悍,在大连工学院(现为大连理工大学)都是厉害的。我们凑在一起,商议了半天,确定战略为:防守反击。

上场开打,那帮运动员身体真是好,撞得我们东倒西歪,但老曲除外。那会儿,我们有几个中场好手,比如基建专业的姜明,国民经济计划的阿郭,世经的沈华、老祝等,始终能控住球。我是右前锋,记不住进没进球,但肯定是赢了。

初战告捷,大家伙儿太开心了,本来就寄人篱下,踢踢球、喝喝酒,是周末最大的乐事。对方不服啊,很快又约了一场,弄了个大个子专门盯着我,把我摔得七荤八素,有一次急了,我揪住那家伙就踢,后来被拉开了。

踢球人没几个记仇的,球场事,球场了。下次再战,最好的报复还是进球,赢死你丫的!记不清一共踢了多少场,对方教练反正挺满意,夸我们踢得不错,更重要的是,调动了队员们游泳训练的积极性。

1985年春天,在十一学校总部,研究生院举办了一次运动会。魏辉拿了万米的奖牌,我得了跳远冠军。记得老大哥们动作特标准,腿在空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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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座楼呈长方形,最低的是食堂,靠河的是学三楼,住着文史哲;靠院的是学二楼,住着经济片;靠着庄稼地的是学一楼,住着所有的博士,这些师兄除了退休的,估计都是知名学者和部长。

说来也怪,楼群中间是片绿地和小道,从建成那天起,就没有学生在这儿谈过恋爱。为什么呢?知情者说,设计者是位右派,建筑风格是口棺材,谁敢在棺材底儿谈情说爱啊!

我和生态专业的金和辉一屋,两人都是夜猫子,一熬就是天亮。他有位湘西来的女朋友,所以经济比我还紧张。有时过了后半夜,我俩眼睛就绿了,开始捡抽过的烟头,甚至抢了起来,这在我们班算是佳话。

金和辉是北大生物系毕业的,他们中学他所在的那一届就一个人考上了大学,就是这小子,可见其聪明。他和崔之元最好,一本原著三五天就看完了,我呢,一个月也读不完,为啥呢?他们是学理科的,经济学对他们算简单的。

而我们文科出身的就不行了,当然也有例外,像左大培兄,就常来与他俩掰扯那些曲线和模型。我们屋的卫生是全楼最差的,比猪圈强不了多少,他埋头读书,我照例是天天踢球。

食堂后面有个小院,平房里面是图书馆和行政,平时没几辆车。由于是水泥地面,踢球很方便,我们一开学,就瞄上了这儿,十来人分两组,用衣服或瓶子摆成球门,大声小气地踢着,搞得满头大汗。踢完后,我们就拿着饭盒去吃饭。

后来出问题了,一是老踢碎玻璃,二是图书馆提意见:太吵了,影响看书,还有女生害怕不敢过。研究生院的人都好说话,知道踢踢球没什么,可影响太大也不行,反复交涉了多次,我们一想:算了,换地儿吧。

记得毕业照相时,学校大门还是轮廓呢,所以,我们那儿没门,出去就是庄稼地。往左拐是条小道,通往丽都饭店方向的京顺辅路,往右有块地,我们平整平整,就在那儿踢上了。

八五级不光人多,应届生的比例也大,像工经的武文辉也来自辽大,踢球极为凶猛,跟坦克似的。张平身高一米九,脚下活儿比我还细,但他还喜欢篮球、拳击,不怎么爱踢小场。至于肖阳,永远站在最前面,有球就是一脚,球丢了也不抢,搞得一拨的队友屡有抱怨。

想起来挺逗,我那时天天踢球,一个月都不洗一回澡,真不敢想象那些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记得有一回,我脱去球袜,随手一甩,“啪”的一声打在墙上,竟没有掉下来。这事之后,我才想起:为什么在食堂吃饭,人家都离我远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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