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以弥时艰国外短期取得本科学历的愿望，甲午战争后的清廷，积极鼓励留学生留学日本。1900年，被八国联军赶到西安的慈禧太后，回鸾后也不得不支起推行新政的幌子，但是推行新政需要的是人才，派遣留学生留学日本遂成为热潮。当时，日本国内的一些政客从培植亲日代理人的立场出发，也以“善意”的姿态吸纳留学生。这两个方面，奠定了留学日本成为热潮的政治基础。

留学日本的成为热潮，日本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推出了双轨制教育。即为成年学生开设速成科，学制半年至一年，课堂上配翻译，课程集中在最热门的军事、警务、师范等；为较年轻学生开设普通科，学制三年，提供日本学校的标准课程。

速成科就是日本推出的速成教育。当时，推动速成教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人对国内近代化的迟缓感到焦虑，进而谋求革新，开始舍弃向西洋直接学习，转而向取得西学要领的日本学习，所以希望日本提供速成教育。当时有一个叫邢赞廷的留学生不满东京同文书院算学、日语和英语课程的学习进度，要求另行补习，以求速成。邢赞廷在写给东京同文书院院方负责人的信中说：

吴如纶像

算学、日本语，此学堂中进步皆缓。算学，暑假时，别从一师习之一月中抵学堂五月之一倍也，学堂五月仅习得半册，暑假学一月，已尽一册又半，其相悬如此。英语现也不在学堂中学习，晚间别在正则英语学校学习之，学堂五阅月，仅习英语书二册，正则学校三月为一学期，期内能尽五册，也迟速相悬甚远。

也许是人微言轻，邢赞廷的这番话并没有引起日本东京同文书院的重视。日本教育界对中国留学生开展速成教育，应该说，与大清国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到日本考察教育有很大渊源。

吴汝纶是安徽桐城人，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虽然没有一个显赫的家世，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父亲却知道读书做官的道理。吴汝纶从小倒也争气，家境虽然贫寒，但是学习十分刻苦。他对学习的刻苦，有这样一个故事，一次上学途中，吴汝纶在草丛中捡到一枚鸡蛋，对于农家孩子来说，那时候捡到一枚鸡蛋，那可真是好东西。但吴汝纶舍不得吃，他拿到集市上换来松脂用来供自己夜读时照明，凭着自己的刻苦努力，1865年，吴汝纶考中进士，成为曾国藩的一名幕僚，在曾国藩的手下做事，他深得曾国藩的喜欢，曾国藩说他文章奇特，可与汉代的大文豪祢衡相比。

曾国藩去世的前一年，吴汝伦被任命为深州知州，做了一个正局级的五品官员。在深州任上不到两年，父母先后去世，他回乡守孝后，又到冀州担任知州。

吴汝纶在曾国藩幕府做幕僚期间，使他对曾国藩处理政事、行为、生活多有了解，因而也大受影响。他努力学习曾国藩的勤于政事，处理事情巨细无遗，深得百姓称赞。

吴汝纶当地方官时，就积极发展教育。在深州时，他发现这样一种现象，深州地方的一些豪强大户，非法侵占政府的学田。他正为办教育缺少经费发愁，于是，他命令衙役对侵占学田的豪强大户登记造册，逐户前去索要，收回被侵占的学田，划入书院，作为书院的教育经费。发展教育，吴汝纶还亲自为学生授课，他把深州三个县的优秀学生都集中到书院，常常亲自登堂授课，时间久了，人们倒忘了他是管理一方的父母官，而把他尊称为大师。后来，因为父亲去世，他回家奔丧，地方豪强趁机勾结御史以破坏村学弹劾他，朝廷虽然没有治罪，但还是让新任知州把学田退给了豪强大户。

李鸿章夫人与小女儿

1876年，吴汝纶被调往直隶，任李鸿章幕僚。二人在同治年间吴汝纶参加乡试那年即已认识。当时，李鸿章为考场监督，也就是监考官。那次考试，吴汝纶以第九名的成绩考中举人，从此他与李鸿章师生相称。既是师生关系，李鸿章对吴汝纶也多有眷顾，他进入李鸿章幕府后，李鸿章多次举荐他到地方任地方官，但他都以各种理由回绝了。吴汝纶的理想在教育。光绪皇帝年幼时，慈禧太后为他寻找老师，李鸿章很想让吴汝纶担此重任，并让自己的儿子李经迈亲自前去询问。但吴汝纶再次谢绝了李鸿章的举荐。按说，给皇帝当老师，这对许多人来说，是削尖了脑袋也想挤进来担当此事。吴汝纶却说，给皇帝当老师，虽然是很荣耀的事，但也有一定的风险，当今局势变幻莫测，非一个帝师所能左右，即便是李相（对李鸿章的尊称）这样的才干，都感到力不从心，更何况是在下呢国外短期取得本科学历？吴汝纶的话也道出了对时局变化的一种无奈。

吴汝纶不喜为官，热衷于教育。李鸿章便让他到保定莲池书院任教。吴汝纶讲学，注重传扬中国文化，他说，“汉语国文，是天地间最精粹的语言文字，是我们国家所独有的优秀文化。说到实用，崇尚欧、美新学。博物、格致、机械的运用，一定要向他们那里学习，得到他们的长处才能和他们竞争。旧法完好，我还要革新它，何况它们陈旧破敝得不能再用了。”

吴汝纶虽然重视中国文化，但他有一个特点是能够辩证地看待中西文化，因此，他常开导后辈学子，学习中西文化，要辩证地看待，学以致用。

这样的观点，也使得朝廷以及国外听说他大名的人都很仰慕他。日本仰慕他的人，也曾经渡海来向他求学。

维新变法期间，光绪皇帝下诏在京城开办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知道吴汝纶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因而上奏朝廷，推荐吴汝纶加五品卿衔担任总教务，吴汝纶坚辞不就，但朝廷谕令已下，吴汝纶没办法，实际上也是一种折中的办法，于是奏请朝廷提出了赴日本考察教育的想法。

吴汝纶决定考察日本教育，是希望通过了解日本的教育实践，对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内容和选拔人才的方式进行重大调整，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帮助国家尽快强大。

吴汝纶作为一个大学者，李鸿章几次推荐他步入政坛，但他都坚辞不就，这种淡泊名利的举动深得国内外学界的尊敬。他到保定莲池书院任教时，日本的一些汉学家也慕名前来拜访。1892年，日本汉学家中岛裁之，听说他的大名曾经前来拜访，他与吴汝纶的接触中，深感吴是一位博学而谦逊的人，因而拜吴汝纶为师，从此后二人结下深厚的友谊。吴汝纶也从中岛裁之那里了解到日本教育的一些情况，也使他产生了到日本考察教育的想法。

1902年5月15日，吴汝纶从日本长崎登岸，进行了为期四个多月的日本教育考察。这次日本之行，吴汝纶像一个真诚的小学生，处处表现出求知的愿望。当时，他已经63岁，但他仍然不辞辛劳，他每日里早出晚归，到长崎高等中学易学堂参观了那里的教室、图书馆、实验室、病理室等地方。在日本的考察，他有时候一天要跑两三所学校，对各个学校的章程、教学情况、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师资力量，他都一一询问，详细了解。

这次考察，日本的神户、长崎、东京、大阪、京都等地的大多教育机构都留下了吴汝纶的足迹。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高等学校、示范学院、职业学校、女子学院、华族学校、军事学院以及东京和京都大学，他都一一参观。

1903年，袁世凯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时，与大学堂主要官员合影（前中为袁世凯）

考察期间，吴汝纶还多次到日本文部省，听取教育官员介绍日本教育的发展、沿革、制度以及管理情况，并收集各种资料，计划回国后为我所用。

到日本考察，听到的和看到的日本教育状况，使吴汝纶深感振兴中国教育的迫在眉睫，他感到自己肩上承担着通过教育改革自强中国的重大使命。因而，他积极地向日本各界人士交谈，向他们请教，聆听他们对中国教育改革的见解。

吴汝纶先后拜访了文部省大臣菊池大麓、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下田鸽子等知名人士。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有人认为，大清国推行新教育比日本晚了近三十年，因此，中国的教育改革，应以明治初年的教育改革为范本。日本的教育界一些人士还认为，日本的成功是在短时间内通过速成教育为国家的振兴提供了大量的人才。还有一些人士认为，中国在推行速成教育的同时，还应发展正式的教育。

在和这些人士的交谈中，吴汝纶联系中国的状况，加以比较分析。5月末，他参观了神户幼稚园，看到教师教幼儿唱歌跳舞，做游戏手工，感到此情此景令人羡慕，应在中国仿行，可惜缺乏幼儿教师。参观东京富士见小学校时，见到“房屋甚狭隘”，却又听说许多著名人士都毕业于该校，他认为应归功于“教法善也”。访问京都聋哑盲人学校，见到聋哑学生作画、盲人学生作诗相赠时，更是赞叹不已：“此等教育可弥补天地之所憾矣国外短期取得本科学历！”在京都帝国大学，吴汝纶参观了校舍后，特地请求校长木下广次博士把京都大学的校舍做一个木制模型寄到北京以作借鉴。在东京帝国大学，他听取了山川健次郎校长的介绍，参观了法科、工科和理科，还出席了学生的毕业典礼。听取了山川健次郎校长对东京大学情况的介绍，吴汝纶还与他就中日教育情况进行了交谈。谈到对中国学生的教育，山川健次郎说：

大学校宜先设速成科，请他国教师开讲，别设译人译之。或有谓译人不能通各种学问者，此语诚然。然除文学以外，各种学科，大都不外谈理。谈理之事，无有不可明者。且此本为一时之急，非久计也。……速成科外，以特设正科。

吴汝纶是以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身份考察日本教育的，况且他又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因而，很受日本教育界的欢迎。

6月30日，日本教育家古城贞吉在东京精养轩饭店宴请吴汝纶。当时，陪同在座的有8位日本学者，都是日本教育界颇有名望的人物。席间，吴汝纶反客为主，要求在座的每一位日本友人对中国教育“以一言相赠”，实际上，也是想听取最中肯的意见。吴汝纶的真诚，这些日本朋友也都坦诚相见，有人说中国教育应打破传统的流弊，扫除旧的观念，汲取国外所长；也有人认为，中国教育不应摈弃经史百家儒学经典，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瑰宝，认为中国应坚持以国学为中坚；席间，还有人提出，中国教育的方针应该注重国民教育的普及。

日本帝国教育会会长辻新次认为，对中国学生开办速成教育是一个趋势，他在与吴汝纶的谈话中说：：

中国小蛋糕。英日同盟后大国博弈，英日俄法四国图谋瓜分中国，英日在前，俄法殿后。

招募贵国年少有为之士，既通贵国学问者，授以浅近普通学互换智识，两途并进，务期速成，限以一年，往复无已，递传递广，或足济贵国教育一时之急乎。

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日本文部大臣菊池大麓，他也说：

今贵国欲兴教育，养成教员，决不可缓……普通教育固属必要，然专门教育尤重……兴专门教育不在精求学理，在实际应用，大学校造成专门全材，非一朝一夕之事，此可俟他日徐图之……今欲造就应用人才，当思速成法……宜用速成之法造就应用人材，一面宜用循序渐进之法，以造专门全材……速成之法，据贵国今日行政区划言之，京师宜立大学校，其下设预备门。

菊池这段话表明了两点：一是办速成师范解决教员问题；二是于大学堂下设预备门即预科。

在吴汝纶考察日本教育期间，敏感的日本媒体似乎从一些政客、教育家的谈话中嗅到了一种动向，很多报刊、杂志也跟着鼓吹速成教育。斯时，有一个巧合是张百熙、张之洞等人正在制定《钦定学堂章程》。吴汝纶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他访日期间，接连给张百熙写了六封信，信中阐述了他在日本的所观所感，以及他对教育改革的主张。张百熙在制定《奏定学堂章程》中，采纳了吴汝纶提出的要办好师范学校、实业学校、重视普及教育等意见。《奏定学堂章程》指出：“此时惟有急设各师范学堂、初级师范以教初等小学及高等小学之学生，优级师范以教中学堂之学生及初级师范学堂之师范生。……查开通国民知识，普施教育，以小学堂为最要，则是初级师范学堂造就教小学之师范生，尤为办学堂者第一义。”“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以学成后各得治生之计为主，最有益于邦本。其程度亦有高等、中等、初等之分，宜饬各就地方情况，审择所宜，函谋广设。……此项实业分作两班，一班习中等，以期速成，一班学高等，以期完备。”吴汝纶考察日本教育，日本教育界提出中国应推行速成教育的主张，受此影响，《奏定学堂章程》对此也多有提及。朝廷中一些洋务派官员也积极呼应。张之洞为此上奏朝廷，提出速成教育可以在短期内为朝廷培养实用人才，为刚起步的新政改革提供急需的人才。为推行速成教育，朝廷除了派遣官费生外，还鼓励自费生留学日本。

日本教育界的建议，清政府积极推动。教育速成给留日学生这样一种想象，认为到日本学习一年半载就可获得文凭满载而归，回国为朝廷所用，从此高官可做，骏马可骑。

推行速成教育，于日本教育界而言，大批涌来的留学生可以为日本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何乐而不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各种速成班如雨后春笋般的纷纷出现。成城学校、东京同文学院、弘文学院、早稻田大学都开设了速成班。

日本的一些学校为吸引中国留学生甚至出现了恶性竞争的局面。甲校提出一年就可以完成学业，乙校就宣扬八个月拿到毕业文凭，丙校则信誓旦旦地宣称半年足矣，更为荒唐的是，有的学校说一两个月就可以完成学业，拿到毕业文凭。

速成教育虽然使一些人获得了毕业证书，但到日本后他们都学到了什么，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样的教育方式，显然有着急功近利的功利色彩。面对这种问题多多的速成教育，驻日大使杨枢在给清政府的《密陈在东情形折》中说：“挟利禄功名之见而来，务为苟且，取一知半解之学而去，无补文明。”

作者新书《少年行》

有日本学者指责所谓速成教育之弊。日本早稻田大学管理清国留学生的负责人青柳笃恒曾是速成教育的积极推动者，而在1905年7月17日，他在《东京朝日新闻》发表题为《中国留学生问题》一文，表明了他对教育速成存在问题的认识。说：“彼等清国留学生多以速成为主，在外积萤雪之功仅一年半载，其所得无何。甫尝学问之味，则学业已成，手持毕业证书，洋洋而就归国之途，然犹不能独当亲自教育子弟之责，依然以外国教师之力是赖。如此，则学问之独立何存，清国之国民教育将何日求之？”

留学生速成教育欲速则不达，清政府逐渐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06年，端方和戴鸿慈在联名的《条陈学务折》中，向朝廷说明，留学生教育速成，一些留学生到日本后，并不是真心向学，只是贪图留学虚名，整日里吃喝玩乐。他们这样在日本呆上几个月却可以获得文凭。这样的学生没有学到应该学习的知识，对国家的振兴自然不会带来什么帮助。

端方和戴鸿慈的联名奏陈，并非空穴来风。当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已经达到一万余人。但在这些学生中，大多是在速成班学习，在60%左右，而在普通科学习的不过30%，还有一部分到日本后因为各种原因中途退学，真正进入日本高等院校的不过4%左右。端方的奏章中还说，这些学生到日本后，学习一年半载，往往语言都没有学通，专业技能更是一知半解。甚至有的学生到日本后根本就没有接受教育，只不过花钱买一张文凭骗取朝廷而已。

鉴于速成教育问题多多，清廷不得不于1906年出台了新的留学章程。要求到日本留学的学生需具有中等以上的学历，一定的日语能力，通过各地的审查到日本留学。此外，朝廷要求各地停止向日本派遣速成留学生。

1907年留日学生已见减少，1909年约有5000人，其后更锐减；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留学生几乎全部返国。这一时期的留学生虽然在数量上下降了，但是留学生受教育的质量却在不断上升。留学生已经从为“普通学”而留日转变为“专门学”而留日。由于大家非议速成教育，主张先学好日语才去留学，以便接受专门的教育，于是，为留学做准备的日语教育在中国兴盛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