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不仅探讨了美日学者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特点及差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张思，同时也触及了当前学术研究的弊端和学术翻译的弊端，当然也揭示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张思我国政策上的一些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篇文章对我们如何展开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科研之路有很多其实。文章朴实语言中见真知，值得学界同人一读。——论坛编者

正是基于危机感与使命感，我们产生了将“满铁”调查资料翻译成中文的想法，不是为了个人研究，而是面向整个学界以及所有学人。现在中国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通过吸收“满铁”调查中可取的方法，掌握核心的设计原理，用以提升当代中国农村调查的专业水平，赶上甚至超越“满铁”调查。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

文汇报：您长期从事的是中国农村调查研究，为何会想到去翻译日本“满铁”调查资料？

徐勇：中国是世界农业文明古国，也是世界农村大国，但从学理上对中国农村进行专门和系统研究的时间还不长，有影响的论著也不多。十年前，学术界曾流传一句话：“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调查在日本；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研究在美国。”当时，一批由美国籍学者撰写的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专著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如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1890—1949：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等，这些书成为专业研究的必读系列，其共同特点是在日本“满铁”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阅读“满铁”调查资料需要具备一定的日语能力，但无论原始资料还是国内出版的影印版，都让中国学者望而却步。另一方面，本土研究始终缺乏原创性，老是抱着外国学者的书来读，就容易进入对方的思维框架。正是基于危机感与使命感，我们产生了将“满铁”调查资料翻译成中文的想法。我们做这些，不是为了个人研究，而是面向整个学界以及所有学人。

文汇报：“中国农村研究在美国”，翻译并对“满铁”调查资料进行研究，也是为了打破这种格局吧。

徐勇：国内从事农村调查研究的学者数都数不过来，但有哪几本书能与黄宗智、杜赞奇、马若孟的著作相媲美呢？依我看，暂时还没有。美国学者利用“满铁”调查资料中的惯行调查写了一些研究中国农村的书，我们把英文翻译成中文，通过美国人的立场来了解中国。学术志向被人家牵着走，这就丧失了主体性，更别谈什么话语权了。只有全面掌握了当年“满铁”对于中国农村的调查，才能与国外的学者展开对话，共同推进学术进步。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想法。美国学者的判断一定正确吗？邓大才教授在梳理“满铁”调查资料的翻译时发现，美国学者的观点是建构型的，并非从资料中提炼论点，因此就有漏洞，包括赫赫有名的杜赞奇、黄宗智，他们的论著带有一定的想象成分，往往是先有理论，然后借用“满铁”调查资料来给理论做注脚。学术进步首先从怀疑开始，如果不看原始资料，那么就只能跟着别人走了。我们现在工作的重心是翻译，今后进入到研究阶段，一定会有更多的发现。

文汇报：“满铁”调查资料的重要性以及翻译的意义显而易见，但过去为什么一直没有学者或机构去做这个事情？

徐勇：中国学界有两张皮，做翻译的就是做翻译，做研究的就是做研究。大家一致认为“满铁”调查资料是好东西，但很少有人对其进行充分的开发，首先碰到的就是语言障碍，读不懂、不明白。广西师大的影印版早就出来了，但是没有几个人是拿这个做研究、写文章的。对于“满铁”调查资料，即便是专门的日语翻译都会感觉头疼，因为里面有许多古日语，需要平心静气、不厌其烦地查证核实。学界目前还比较浮躁，很少有人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满铁”调查资料迟迟没有翻译，原因是多方面，不只是语言障碍，还有学术研究的碎片化。以往没有什么经费，或者经费很少时，学者们大都心平气和地做学问。随着经费的增长，整个学术体制纳入到以“项目”为中心的轨道。比如国家社科基金每年都会发布各种项目指南，并根据项目类型分配经费。学术机构大多以是否能够获得项目，获得什么类型的项目为评价标准。项目成为衡量一个学者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标准，而主管部门一般看重的是短期项目（翻译“满铁”调查资料任务重、周期长），与政策直接相关，符合现实的需要。当下我国的学者大多受到体制内的约束，明知是宝的“满铁”调查资料也就少人问津。坦率地讲，整个世界学界都是浮躁的，都有学术碎片化的态势，不光是中国，扎扎实实利用原始资料做出研究成果的学者和学术机构是非常少的。

此外，“满铁”调查资料本质上是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但客观上又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翻译出版这套资料，不仅让我们进一步看清日本侵华的真实面目，同时也是我们了解当年中国农村状况的第一手资料。还有一点很关键，做这个项目需要依靠多方力量的合作，不是一个人、一个学科就能做起来。我们一直在从事农村调查，“满铁”调查资料与我们的研究非常契合，后来又有了本校日语系师生团队的加入，承担起翻译的工作。一边是农村研究，一边是日语翻译，能满足这个条件的学术单位并不多。

文汇报：您谈到了资料的敏感性，当初决定做这个项目时应该背负着不小的压力。

徐勇：说实话，顾虑其实不大。我们以事实为依据，以学术为准绳，要看事实是否如此，做学术研究时，我们再通过事实陈述得到自己的结论。翻译只是一个基础，重要目的是开发和研究。对于接触过“满铁”调查资料的人们来说，它就像一个神秘的女郎，你远远看过去，总觉得非常有魅力，但是盖着一层面纱，没办法一睹芳容。过去谁都没有这个勇气去揭开面纱，我们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凭着一股学术冲动，说做就做，但很快又意识到，要完成这么大的工程太难了。首先是找资料难，据统计，全国50余家单位收藏有“满铁”资料；然后是翻译和出版难，涉及很多旧时的日文人名和地名，需要重新考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两位“满铁”研究权威——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幸穗老师与南开大学的张思老师，他们也曾考虑翻译这套书，但是觉得工程量太大。曹老师后来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看到《满铁农村调查》出版，像是看到了自己的初恋情人，一往情深。

文汇报：我看过曹老师写给你们的信，他说“你们在默默地做着这份伟大的工作，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特别应该向你们致敬”，他认为，“从国家的层面上看，它（“满铁”调查资料）的重要性和工作量，应当不亚于清史研究或者中华大典”，他以过来人的体会建议“通过相应的渠道，争取纳入国家文化工程规划之中”，因为“如此大型的文化工程不是单靠吾侪我辈或我们供职的单位所能短期完成的”。

徐勇：曹老师是“满铁”资料整理的第一人，前期做了很多基础性工作，包括《满铁原编目录数据库》和《中国馆藏满铁资料数据库》。为什么他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满铁”资料扫描保存中的“农村调查”选编出版部分，是因为这个大工程应该是由国家投入的，靠个人的力量来做，他觉得太不可思议。但是要等到国家层面认识到做这些事的价值，时间不可预期，我们不做，就只能一直落后于国外的研究。从经济角度来看，我们目前不谈任何回报，连稿费都没有，反而要想办法去筹集出版经费。

书的第一卷出版后，国内学者都很惊讶，他们没想到“满铁”调查做得这么深、这么细。一家一户，日本人把我们的家底摸得一清二楚。目前学界还浮在大而化之的研究，但无论对于学术界还是决策层，价值都不是很大。大家都知道，农村研究是显学，那是因为农村问题重要，而不是说做得有多好。我们做农村研究的，能够对决策层产生直接或间接、长期或短期影响的学术成果并不多。学者关注的问题，政府也知道，没有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你就无法提供新的资料、新的依据、新的思路。我们看了“满铁”调查资料以后，思路更加明晰，要从根部（回溯历史）、细节（村庄产生、运行、维系、变迁的内在机理）去了解中国。把一个村庄研究透了，农村社会的问题基本上也就清楚了。

文汇报：去年，《满铁调查》的翻译出版使得中国学者有机会一睹“满铁”调查资料的真容，今年又推出了《满铁农村调查》，而且听说要出100卷，这种方向上的调整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徐勇：《满铁调查》的内容属于地方志，面上的资料多，但不够深入，背后缺乏有参考价值的学术理念。《满铁农村调查》就不同了，它有学术追求，目的是理解中国农村到底是什么结构、农户的行为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会发生、影响中国农民的最核心的要素是什么，等等，这与我们正在做的农村调查研究非常契合。曹老师也跟我们提过，“满铁对农户的调查项目之详尽，可以说是旧中国的众多调查中绝无仅有的”，他建议主要翻译“满铁”农村调查方面的资料。后来，我们调整和重新确立了翻译的主要方向和顺序，形成了新的翻译计划。新的计划定位为“满铁农村调查”，主要翻译“满铁调查”中有关农村方面的内容，并从著名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资料翻译开始。相比已经出版的《满铁调查》，《满铁农村调查》的资料来源更为广泛和直接，翻译出版的进展也大大加快。

文汇报：在已经翻译出版的“满铁”调查资料中，是否有了新的发现？

徐勇：有位经济史的学者讲，满铁调查资料可能会改写中国经济史。就目前的翻译和研读来说，其中的一些内容确实对固有观念形成了强烈冲击，比如老人社会。国家老龄委的一位负责人专门问过我，“对现在老年人的问题怎么评价？”我回答了两个字，“失落”——因为他们没有经济基础。在“满铁”调查资料中，我们了解到，过去的农村有养老田，老人会给自己留一分田，用于养老，不需要依赖子女，日后田产的分配也由老人来决定，因而他们的地位很高。现在农村老人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这些我们原来并不了解，而调查也没有涉及这个问题。现在看来，我们对于农村老人自杀的新闻不能简单地谴责，而要探寻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这恰恰是学界需要努力做的事情。现在中国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通过吸收“满铁”调查中可取的方法，掌握其核心的设计原理，用以提升当代中国农村调查的专业水平，赶上甚至超越“满铁”调查。

【走近“满铁”调查翻译团队】

在学校网站的师资一栏，李俄宪教授的研究方向是日本近代文学、中日文学比较研究，以及跨文学视野中的东方文学，但是最近几年，他脑子里一直在思考与自己专业毫无关系的农村调查。

“你忙什么呢？是不是走错路了？”去外地开会时，相识的同行拿李俄宪开涮，这也难怪——发表的论文少了，专著的出版计划又推迟了。在华中师范大学日语系，“不务正业”的人并非只有外表看起来特立独行的系主任，包括年轻教师娜仁图雅 、尹仙花，几乎所有可以调动的力量都在参与其中，而这个项目就是“满铁”调查的翻译工作。

李俄宪在日本留学时，从副导师那里听说过“满铁”调查，仅此而已。后来能够与之结缘，源于与徐勇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的一次谈话。“我当时并没有多少热情，毕竟搞‘满铁’翻译不属于我们的专业范畴，译著也不算研究成果。后来徐老师他们通过各种论证，谈到了对于中国农村调查研究、对于国家发展和农村政策制定的重要意义，让我很受鼓舞。”徐勇的“意义论”像是一针催化剂，而真正打动李俄宪的是一种认同——学者要有社会责任和学术追求，“日语系的很多教师都是留学归国人员，最原始的动机就是用这门外语为国家做一点事，否则也不会回来了。”他不希望本末倒置，所以反复强调，日语系首先是教学单位，“满铁”调查的翻译不能影响正常教学。

十几位教师、所有在读研究生，再加上大四最优秀的一批学生，队伍就这么拉起来了。原本以为，翻译“满铁”调查资料只要日语水平过关即可，其实不然，困难程度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那个时代的日语具有昭和初期的语法特点，调查文本不完全是完整的句型，还有名词短语，就算是借助于网络搜索也不见得能准确把握作者的意思。”李俄宪说，当大家焦头烂额的时候，系里的日籍教师帮了很大的忙，最多的一次解答了从学生中间搜集的200多个问题，“慢慢积累了一些经验，避免出现语法性错误，有的还产生了学习兴趣。”为了更好地了解“满铁”历史，接触第一手调查资料，他每逢去日本出差，都会抽空钻进各个大学的书库翻阅相关资料。

已经出版的“满铁”调查翻译，通常是这么分工的：简单的词汇和句式交由学生处理，老师负责指导并进行校对，然后老师之间互校。“整个过程需要统筹兼顾，层层把关，相当繁琐。”对于那些默默付出的老师，李俄宪一直心存愧疚。一方面，100卷、一亿字的工作量摆在眼前，但至今还没有建立相应的评价和报酬体系；另一方面，时间紧、任务重，压得许多老师喘不过气来，生病似乎成了家常便饭。

在座的娜仁图雅、尹仙花，两人都戴着口罩，不时咳嗽，此前还有一位老师由于连夜审读，导致视网膜脱落。“时间不等人，我要求每个月完成几十万字的翻译，弄得每个人都很紧张。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这是在压榨他们的劳动力。”对于李俄宪来说，头顶的不是光环，而是各种压力，“相信有很多人会认为我们不务正业，但是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理应要为国家贡献知识，提供决策所需的依据。”他心想着，能在中国农村研究史上留下一个名字，那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以上转自文汇学人公众号 记者黄春宇

”满铁“调查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红火的夕阳”消失在历史的暮色中，长达40年的“满铁”调查活动画上了句号，但笼罩在殖民统治阴影下的调查资料并未就此尘封。战后至今，或热或冷，一直有人在从事整理与研究的工作。

“那天，大连晴空万里。傍晚，和往时一样，夕阳撒着她那金色粉末似的光辉，在西方地平线上摇荡着；在这落日余晖中升起了一股烧毁文件的浓烟，被这浓烟熏痛了眼睛的人们，都各自陷入了沉思……”这是草柳大藏所著《满铁调查部内幕》的结尾。日本战败后，苏军没收了大连图书馆和“满铁”调查部资料室的部分藏书和资料，并用卡车拉走了保存在营城子一个高尔夫球场地下室的大量调查文献。“红火的夕阳”消失在历史的暮色中，长达40年的“满铁”调查活动画上了句号，但笼罩在殖民统治阴影下的调查资料并未就此尘封。战后至今，或热或冷，一直有人在从事整理与研究的工作。

先从日本说起。1945年以前，社会科学研究受到日本政府的严格控制，当时的“满铁”形象建立在国家的民族主义基础之上，这种政治性的制约及其养成的国民意识在战后遭到了解构，至少在学界内部形成了新的认识。上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对于“满铁”史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均以批判的角度切入，初期将政治外交史、金融史、劳动史作为重点，后来又延伸到产业史、技术史、教育史、社会史、亚洲研究史等领域。日本学者冈部牧夫在《满铁研究的历程和课题》的文章里指出，从中国史的东北政治史、社会经济史、反帝民族运动史的框架中分离出来，将“满铁”作为对立面进行研究，这在日本已经很普遍了。

1965年，早稻田大学教授安藤彦太郎主编的《满铁——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出版，这是其所领导的“满铁”史研究会的研究成果。后记中这样写道：“研究会成员每个人都没有直接参加战争的经验，都未去过中国，因而都是与满铁会社无关者……我们选取这个课题，是想考察日本资本主义殖民地政策的特质，探索中国方面的反应，把握近代日中关系历史的整体结构。”1977年，曾与安藤彦太郎一道，协助伊藤武雄完成回忆性著述《生活在满铁》的山田豪一推出了《满铁调查部光荣与挫折的四十年》，他在书中反思了“满铁”与“满铁”调查部的两个“弱点”：一是认为原在“满洲”的“满铁”社会的社会地位，特别是“满铁”调查员都是其中的优越者，既然优越为何还在调查中进行歪曲，实难理解；二是对“满铁”调查部的业绩只从其调查研究遗留的文献考虑，向来认为“书厚而贵生”，被对于庞大业绩的崇拜所迷惑，而对于资料制作者的政治性质想得过于简单。"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解学诗在《评满铁调查部》里特别提到了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在日本学者关于“满铁”的研讨中发挥了积极的组织和引导作用。亚洲经济研究所是以日本通产省为背景的重点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综合研究机构，拥有大量“满铁”调查的文献资料以及像原觉天、井村哲郎这样热衷于“满铁”研究的学者。1982年与1983年，特别设立“满铁”调查资料分科会，每月举行一次主要由“满铁调查部关系者”参加的听证会，意在了解各种调查报告书的地位，会议记录由井村哲郎整理后编成了《满铁调查部——关系者证言》。当时各种历史研究利用“满铁”调查报告之势愈演愈烈，但涉及大多数调查报告书的调查目的、调查者意图、调查方法、调查结果等内容并不清楚，因此听证会主要围绕调查活动和调查机构，涵盖的问题相当广泛，成为“满铁”调查研究史上比较权威的口述资料。

继每月一次的听证会后，亚洲经济研究所在1984年又组织了“满铁调查部的真相”与“满铁调查关系者对调查活动的看法”的两场座谈会。在“满铁调查部的真相”的会上，日本左翼人士石堂清伦的报告主要关注“中国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看法”、“满铁调查部中的马克思主义”、“日本社会主义者的特征”等问题，他对于那段历史的看法是：“‘满洲’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从中国人民手中夺取的殖民地，其后的所谓‘满洲国’建设，全是在同中国人民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对抗中进行的。”在其后举行的“满铁调查关系者对调查活动的看法”的会上，石堂清伦又对“满铁”调查的“研究水平”表示了质疑：“日本人在中国进行实态调查有可能吗？农村实态调查的真实性究竟达到何种程度？中国农民在应答实态调查时能讲真话吗？”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出版了一批关于“满铁”调查的重要著作。曾担任“满铁”调查员的原觉天利用亚洲经济研究所的“满铁”文献资料完成了《现代亚洲研究成立史论》，这本书是战后研究“满铁”调查的代表作。作者以文献资料为主，结合口述资料，对调查机构的机制和调查业绩进行了剖析和解读，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关于“满铁”调查部的著述，被称为“百科事典”。同为“满铁”调查员的野间清编有《满铁调查部综合调查报告集》，这是关于大调查部时期综合调查最完整的资料集。值得一提的还有井村哲郎与天野弘之合编的《满铁调查部与中国农村调查——天野元之助中国研究回顾》、小林英夫的《满铁——“智囊团”的诞生与消亡》《满铁调查部的轨迹》、松村高夫等人共同编著的《满铁调查与研究》。

至于现阶段国际上的“满铁”研究，吉林省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娜归纳了几个方面：“满铁”相关文件材料的保存与解读、论述伪满时期的文学作品、“满铁”制度及经营模式问题、被俘日军及战争遗孤问题。日本与美国的学者将研究的视线主要集中在“满铁”的历史资料上，如将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6000万册“满铁”文献转存为电子版，倡议各有关国家能够携手完成这项巨大的工程；开发数字化的资料保存软件，提高照片、地图、告示、宣传图等资料的保存效率，规划收入各国图书馆所藏的“满铁”史料。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将所藏文献对外公开，降低查阅难度，提高使用频率，使国内外学者能有效地利用每一件藏品进行研究。相比过去，日本学者的“满铁”调查研究已经沉寂下来，上一代学者随着时间而老去，新一代学者的兴趣则发生了转移。学界有一种说法：“中国农村研究在美国”，一些美国学者相当重视满铁调查资料，几部颇具代表性的专著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旨在探讨长江三角洲农民糊口农业长期延续的过程和原因，及其变化的过程和原因，重点在于一个特定地域和社会阶层的发展与不发展，及其对中国历史总体以及对农民社会和经济的各派学术理论的意义。作者在序言中说明，本书的出发点是上世纪30年代的实地调查资料，尤其是费孝通、林惠海和日本“满铁”调查部门对于长江三角洲8个村庄的研究。如黄宗智所言，这些调查资料中的“大部分”是采用当时最好的分析框架和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组织调查及撰写，而这个分析框架又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特别强调“生产力”（技术、人口、资源、自然环境、对水资源的控制等）和“生产关系”（土地所有和使用、劳动力、租佃制度、雇佣劳动）。芝加哥大学荣休教授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主要围绕“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两个概念，“我研究村级结构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根据1940—1942年间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他认为大部分材料是采访农民的记录，有些农民所提供的材料自相矛盾、并不可靠，因此“利用这批访问资料的最好办法是泛读和精读结合，而不是零摘碎取”，与此同时，“要善于利用如碑刻、契约和村庄向县衙的禀状等原始记录，阅读这些材料既可以再现历史事件原貌，又能检验访问材料的真伪，更加准确地了解乡村社会的状况”。

还有一本重要著作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该书的观点是：“中国农村的市场经济是高度竞争的，因为商品和劳务的市场价格以及生产要素所带来的收入都由市场上供求双方的竞争力决定，在这一农村市场经济中，垄断从来没有长期存在过，对农户的经济剥削也几乎不存在”；“从晚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华北的农业生产处于商业化过程中，有更多的集镇、乡村和农户依赖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农户极大地加强了使其经济活动适应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程度，以劳动交换商品和劳务的传统经济衰退了”；“同一时期，除了偶然发生暴力行为时市场经济受到破坏以外，那些卷入市场经济的农户的物质生活水平都有轻微的改善”；“如果中央和地方政府能够对农民及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更多的资源和技术以支持农业生产，家庭农场的产出和生产力本应增长得更快。”马若孟还谈到了“满铁”调查资料的可靠性——“当本书在美国接受评论时，一些批评家认为其结论是错误的，因为有太多的证据来自日本人做的华北农村调查，而当黄宗智和杜赞奇等学者利用这同一批资料做出他们对华北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历史阐述时，学术界却称赞其著作新颖独到有开创性。现在绝大多数的史学家都同意，二战以前日本人做的农村调查为理解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在这意义上，这本书对史料的运用证明是准确的。”

大连曾有“满铁”的总部、调查部和图书馆，日本投降以后，收集的档案、调查报告以及保存的图书、文献基本都留在了当地。美国、日本所藏的部分“满铁”文献陆续整理出版，比如美籍华人学者杨觉勇写了一本在“满铁”文献资料整理研究方面首开先河的重要著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调查活动——历史和文献目录》，系统地阐述了“满铁”调查的全过程，揭露了整个计划的罪恶本质。在我国，“满铁”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进展相对缓慢。据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曹幸穗介绍，解放初期，国内的部分史学工作者以及档案、图书、情报、出版工作者，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使得“满铁”文献资料的主体部分较为完好地留存下来。上世纪50年代，不少学者向有关部门提出由国家组织专门研究班子，全面开展对“满铁”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当时的国际关系以及人们对“满铁”文献资料的了解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文革”结束以后，一些科研单位和学者开始小范围地进行“满铁”文献资料的整理建档和学术利用。到了9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正式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办公室提出课题申请，但仍然没有被采纳立项。几十年来，藏有“满铁”文献资料的机构、单位变动频繁，加之调阅使用缺乏完善的规章，导致文献收藏相当分散。许多单位的藏书条件不好，又对资料的价值认识不足，随用随弃，甚至当作废纸废品处理。

1995年，季羡林、李新、戴逸、任继愈等学者多次发出了整理和抢救这一重要历史遗产的呼吁，终于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次年，“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满铁资料研究分会”成立，李新任会长，季羡林任顾问。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出“满铁资料整理研究”的立项通知后，40余个收藏单位提供了反馈信息，帮助研究分会很快摸清了“家底”。经过论证和规划，编辑出版中国现存“满铁”文献资料联合目录之“两库一书”的工作很快列入了日程表：编制《满铁原编目录数据库》（以原满铁大连图书馆和调查部历年的藏书目录为主），共录入49种书本式目录约30万条4000多万字；编制《中国馆藏满铁资料数据库》（分别登录全国主要收藏单位的满铁情报资料、报刊、图书等数据，与“满铁”原编目录数据库进行核对和补充），此库数据约35万条近5000万汉字；编辑《中国馆藏满铁资料联合目录》（30卷）并由上海东方出版社出版。

万事开头难，“满铁”文献资料的研究整理工作启动后碰到了不少问题。曹幸穗举了几个例子：首先，因为主要是日文资料，在进行计算机录入处理时就犯了难——采用日文平台，一般的录入员不懂日文，没办法操作；换成中文平台，录入日文假名时需要频繁切换录入界面，无法进行大规模、高效率的录入工作。其次，“满铁”文献资料年代久远，形成背景复杂，载体形式多样，难以在一种统一的计算机数据库格式中进行录入编排处理。再如，要想组织、协调几十家单位谈何容易，收藏情况、整理基础、人员素质各不相同。听说了此事的井村哲郎颇为感叹：“这样的工作，只有在中国能做起来，在日本是不可思议的。”

之所以如此重视“满铁”文献资料，是因为它的研究利用价值不可替代，并且具有文化遗产意义。在曹幸穗看来，通过“满铁”文献资料的研究，第一、可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还历史真面目——“满铁的成立，本身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的产物，满铁的经营活动历史，就是日本侵华史的缩影。更重要的是，满铁的存续，几乎贯穿了日本侵华的始终，更由于它与日本政府、日本军事当局的特殊从属关系，决定了它在许多侵华事件中必然要充当策划者、执行者、帮凶者或知情者。”第二、可以发掘对当前经济建设有用的信息资料，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满铁的调查资料，无论是作为日本殖民统治的‘资政’材料，还是作为武装入侵的军事情报，它都具有准确、全面、真实的一面。满铁调查员多数是各个专业领域训练有素的高级专家，他们所进行的中国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的调查以及写出的调查报告，应当说达到了当时的科学知识水平，具有较高的学术的、技术的质量。满铁所作的关于中国矿产、森林、水源、生物、山川、地形、城市、道路、港口等等调查报告中，有许多至今仍有价值的、值得开发利用的资料。”第三、整理保存一批反映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实况的历史资料——“调查资料的质量甚至可能高于本世纪前半期世界任何其他小农社会的有关资料，我本人也曾使用满铁资料进行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的研究，其中所得出的研究结论，获得了学术界的关注和肯定。”

说到这，有几个概念有必要区分一下：一是“满铁档案”（在日本侵华的各类机构中，满铁留下的档案算是比较多的，“满铁”本社的档案至今尚存有13000多卷，它记录了以“满铁”为中心的日本各方面侵略事实与内幕，均系原始文书），二是“满铁图书”（规模较大的满铁系统图书馆有大连图书馆、奉天图书馆、抚顺图书馆，保存了用各种方法从中国、俄国以及世界各地搜集的各种版本的中日文图书和西文图书），三是“满铁资料”（即“满铁”档案文书以外的由“满铁”本社及“满铁”所属各机构形成的文字资料，如：社史、社业要览、营业报告、专题资料、说明资料、调查报告与资料、综合情报、期刊、统计、宣传资料）。加上由原“满铁”理事以上领导层个人所藏“满铁”文书资料，这就构成了广义上的“满铁文献资料”，而“满铁”调查资料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是“满铁”调查部等专门调查机构形成的调查报告、情报资料，期刊等，也包括“满铁”非调查机构的同类型资料。从资料的内容构成来区分，可以分为综合性调查、专题性调查、单项性调查等；从资料的载体形式来区分，又可以分为排印本、刻印本、复写本、手写稿本等。根据曹幸穗提供的一张结构图可以看出，“满铁”调查资料可以分为工商业实态调查、城市不动产调查、财政金融调查、经济概况调查、农村农业调查、军事政治调查、自然资源调查、社会风俗调查、道路交通调查以及对华移民调查，其中的满铁农村调查共计106卷，包括“农村编”、“农业编”、“农产贸易与农民生活编”。

在曹幸穗最初给国家有关部门报送的“满铁”研究规划中，就包括了选编、出版“满铁”资料扫描保存中的“农村调查”部分。后来由于工作原因，他只能遗憾地退出。“满铁的调查，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严密的学术架构之上的，它的大部分成果都各自构成独立的一个学术体系或者完整的一个学术单元（后期为日军侵略提供的情报除外）。”听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接手”了这个项目，曹幸穗特地给对方写了一封信，“既然要做这项工作，就要尽可能地把‘满铁’农村调查资料中最精华的部分留给历史、留给后人。”华中师大与“满铁”调查资料的牵手，始于2006年启动的对中国农村进行大规模调查和持续跟踪观察的“百村观察计划”，通过翻译出版“满铁”调查资料来借鉴更多的调查资料和方法。由于原文资料识别困难，最初的翻译进展十分缓慢，并且费劲了周折，直至2015年1月，《满铁调查》一书才姗姗来迟。一年后，《满铁农村调查》与《中国农村调查》同时出版，未来的计划是这两套书各出100卷，总篇幅将达到两亿字。

“华中师大翻译的那一套《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意义重大，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对该史料的翻译出版翘首期盼已久。利用这些资料将极大地提高国内学术研究水平，并与国外学术界展开对话。”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思在上世纪80年代做硕士论文时开始接触“满铁”调查资料中有关华北农村的内容，到了博士阶段，更是直接利用“满铁”调查资料，前往“满铁”调查的村庄考察。“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华北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来说，满铁调查资料是无法匹敌的资料宝库。”在国内，专门利用“满铁”调查资料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尚不多见（《满铁农村调查》的翻译出版或将带动新一轮满铁研究热），张思就是其中一位，编写了多部著作，如《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二十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录》等。在《侯家营：一个华北村庄权力结构的瓦解与秩序重建（1920—1950）》的一文中，他先从详细描画一个普通的华北村庄（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村）在20世纪所经历的一系列社会动荡着手，从细数村庄内部权力结构与秩序沿革的具体故事开始，来展现一个普通华北村庄在20世纪前半期所经历的权力结构瓦解和秩序重建的变迁历程。

“20世纪前半期的华北乡村不会是相互绝缘、相互独立的，都会或多或少经历过与昌黎县侯家营村类似的过程——传统村庄领袖权威失落、旧有的村内权力结构瓦解和社会秩序崩坏。”张思认为，造成这一危机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村庄外部环境的变化，诸如军阀混战、日军侵占、国共内战、国家权力深入村内、对农民的盘剥勒索日益加重等，“这些外部压力使得传统村庄领袖们越来越不堪重负，逐渐从村庄的政治权力中心中退出”。在结合“满铁”调查资料与《侯家营文书》（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该村的村政沿革及社会、经济变迁方面的极为丰富、系统的档案文献资料）的两类史料基础上，张思又进行了新的田野调查，对比后发现杜赞奇的华北宗族论中存在不少任意发挥之处，望文生义地误读了“满铁”调查资料中的部分记录，严重夸大了20世纪20—40年代侯家营村乃至整个华北乡村的宗族矛盾。“如果硬是将20世纪华北村庄外部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国家权力的深入（捐税增加、摊派需索加重）与村庄内部的宗族竞争激化、宗族矛盾加剧画上等号，目前看尚属勉强。”在他看来，传统村庄领袖权威失落、旧有的村内权力结构瓦解也许并不可怕，理由是1930年代的侯家营村里曾有过短暂的新式精英崛起，取代村庄传统领袖而村内秩序仍得以维持的一幕。那些同样具有威望的新式精英并不是村内宗族争斗中产生的胜出者，他们多从村外获得历练，获得权威资源，对外亦能很好地发挥保护村庄的作用，并逐渐赢得村民的拥戴。此外，20世纪前半期日益深入中国乡村的国家权力并不总是秩序的破坏者和危机的制造者，“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共政权在华北乡村成功地实现了史无前例的乡村领袖更替，并在乡村秩序重建的过程中成为村庄内新秩序与新权威的坚强后盾”。

同样是以华北农村为对象，以“满铁”调查资料为依据，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兰林友的论文《满铁调查村落的历史与现状透视》谈到了村落的封闭与开放，其观点和结论跳出了黄宗智与杜赞奇的设定。前者认为华北村落是一个内向、封闭、内聚的村落共同体，并将“满铁”调查的6个村落分为三类，即“紧密的村落”、“衰落中的紧密村落”、“分裂的村落”；后者提出异议，认为这种分类与实际情况不符，重新划分了四种类型：“宗教社区/邻近都市中心”包括了“相对富裕”与“相对贫穷”，“宗族社区/远离都市中心”也包括了“相对富裕”与“相对贫穷”。“在华北乡村这样的复杂社会里，村落政治和社会生活绝对不像学者们认为的那样直观而简单。”兰林友的看法是，整体而言，华北村落的确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封闭性，如与邻近村庄之间联合行动很少，村民之间大多是个体的、自发的来往，而在公共道路、水利灌溉工程等方面则没有任何联合性的行动，“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华北村落十分内聚而封闭，还应该看到村民与其他村落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尽管这种联系可能是临时的、分散的、零星的、个体的，最主要的是随情境而变化的，而不是整体的、集体的、恒定的组织联系。”事实上，华北村落并不像黄宗智所描述的那么封闭，同时也没有达到杜赞奇所论断的那么广泛而有组织性。

马克思·韦伯说过，“一个人对人类知识的科学贡献在5到10年中就会被修正或被他人的贡献所取代。”黄宗智、杜赞奇等美国学者曾经利用“满铁”调查资料占领了学术高地，但是近年来，他们的某些论述与判断，引来了张思、兰林友等中国学者的质疑和求证，不同的观点之间发生了交锋、碰撞。有朝一日，“满铁”调查资料得到充分的发掘和利用，尤其是《满铁农村调查》顺利翻译出版，推动中国的农村调查研究形成自己的调查方法和研究范式，继而通过历史的中国来观察和思考现实的中国。

本文来源：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公众号

转自：海外汉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