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Tacitus麦考莱著史学历史，约56 —120）出身于古罗马骑士阶层麦考莱著史学历史，生活优越，青少年时期曾师从名师学习过雄辩术、法律、文学。公元 7 7年，他和罗马显贵攀亲，从此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先后担任过财务官、行政长官、执政官、亚细亚行省总督等职。

长期担任要职，他目睹了罗马皇帝多米提安麦考莱著史学历史的残暴统治，出于良知，他反对专制暴政，在政治上倾向于贵族共和制。这正是他人格的伟大之处。不能实现政治抱负，他便潜心写作，在历史写作的事业中建造他不朽的丰碑。

他擅长演说和写作，用散文的笔法写下了一部部历史著作，被史学界认为是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除了代表作《编年史》和《历史》外，他还著有《关于雄辩术的对话》、《阿格里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等。

公元1世纪左右，罗马帝国处于安敦尼王朝统治时期，政局相对稳定和繁荣。统治者披着共和的外衣，实行怀柔政策，君主专制统治相对缓和。他们通过发放抚恤金、加大农业投入、对外侵略等政策来安抚国内贫民，缓解国内矛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编年史》，其带有鲜明共和思想倾向的内容才能被当时的统治者所包容。《编年史》又名为《罗马编年史》，共16卷，主要记载了公元14年至公元68年，罗马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内容包括罗马早期时代的君王生活、专制统治、政治斗争、对外战争等。尽管塔西佗为封建帝制效力，但是他却是一名共和派代言人，在字里行间流露了他的旧贵族共和派思想和对专制帝王的憎恶之情。

他认为，只有实行共和制度，罗马公民才能享有高度的自由，他们忠勇爱国，同心协力将罗马发展壮大；然而在罗马帝国的专制统治下，公民的自由受到压抑，变得唯唯诺诺、因循苟且，罗马的民族精神逐渐丧失。因此，他缅怀罗马历史上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痛恨帝制下一群阿谀奉承的奸佞小人，向往能够带来自由祥和的民主制度。

这部著作是塔西佗在思想和文笔上的集大成之作，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他在西方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超然物外”、“抽离自麦考莱著史学历史我”等客观的治史原则，标志着西方史学观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作为史学家的同时，他更是一名优秀的散文家。他的文笔简练优美、生动形象，富于节奏感。描述历史场景栩栩如生，刻画人物形象逼真，增加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书中的一些隽语警句广为流传，如“国家弊端登峰造极之时，正是法律多如牛毛之时”，“罪行开始之时是危险的，但完结了却会有好的报偿”，等等。

遗憾的是，这部伟大的著作在问世之初并没有引起世人的关注，而是被埋葬在历史的尘埃之下。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文学家薄伽丘的大力推崇下，这本著作才逐渐引起了史学界和文学界的关注和称赞，俄国诗人普希金称它是“惩罚暴君的鞭子”。英国史学大师麦考莱说：“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塔西佗在历史学家中是古今无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