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沧桑的新中国终于成立了。在艰难困苦中探索的高等教育也和新中国一起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949年，各高等学校仍然采取单独招生。1950年开始，同一地区的高校进行联合招生，西北区七院校统一招生。一直到1952年，新中国有了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从此进入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录取的高考时代。

据兰州大学档案馆保存的《兰州大学一九五〇学年度各区录取入学新生名册》记载，1950年兰州大学有文学、理学、医学、法学4个学院，中文、历史、俄语、少数民族语文（含维文、蒙文、藏文）、数学、物理、化学、化工、动物、植物、地理、水利、经济、银会、医疗等18个专业最高计划招生570人。实际招考中，按照兰州区、西安区、成都区、武汉区招收来自全国20个省256名新生，女生40余人，包括汉、回、满、蒙4个民族。

兰州大学1950年度拟招各系新生最高名额表

在新中国成立72周年到来之际，兰州大学历史是不是统考我们寻找、采访、收集、整理了5位1949-1950年间入学的老先生的珍贵回忆，将兰州大学历史是不是统考他们称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从不同的侧面勾勒出兰州大学、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在历久弥新的精神中追寻继往开来的动力。这是一部穿越时空的美好往事，更是一份矢志报国、不懈奋斗的青春宣言。

邓汝温兰州大学历史是不是统考：留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我从不后悔

个人简介：邓汝温，1933年出生于广州，1950年考入中山大学化学系学习，1953年毕业后到兰州大学任教，教授、博导，九三学社社员。曾经担任全国稀土药物研究小组组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稀土药物。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1985年，邓汝温于加拿大

我出生在一个重视教育的家庭，留学日本的父亲对我的学业尤为看重。我五岁上学，在学习英语方面感到吃力，父亲第二天便请了专门的老师为我补课。也正是如此，我的各门成绩都很好，这离不开父亲开明的教育理念。当时分年级需要参加入学考试，通过考试才能进入该年级，小学阶段我只上过小学一、二年级和六年级，中学便进入了广雅中学学习，那是当时广州最好的中学，1950年就顺利考上中山大学。

考上大学时我只有17岁，比同龄人都小，但是在思想上已有自己的判断。1949年10月，广州解放，随后我的父母准备前往台湾，我面临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选择：一边是跟随已经准备好机票的父母前往台湾发展；一边是独自留在内地学习生活。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要留下来。

如果当时我跟随父母前往台湾，发展也不会差，但我从不后悔当时留下来，热爱共产党，就要留下来。当时对政治学习抓得很紧，中山大学化学系没有一名党员，我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积极组织学生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同时兼顾关照同学们的日常起居。

那时候因为国家急缺人才，所以大学是三年制。1953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兰州大学化学系工作，这一做，就是40余年。虽然我性格当中不太爱说话，但是我的内心却燃着对化学和祖国的热爱之火。

初来兰大，条件非常艰苦，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兰大化学系浓厚的科研氛围，大家平常见面谈的都是学术和科研，来到这里我真正开始了科研之路。

兰大化学人干劲十足，即便没有自来水，没有冷凝管等基础硬件设施，但大家创造条件，用盆子，用虹吸现象的原理，创造着条件做实验。就是在这样的艰苦中，1978年，我的成果《稀土元素的提取、分离分析和应用的研究-伯胺萃取法从包矿中分离钍和混合稀土》和兰州大学其他22项成果一起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

当时由于我有海外关系，从来没有想过出国进修。1985年，国家政策调整，学院领导找到我，问我是否有意愿参加英语考试出国交流。我当时想，没有准备当然考不上，但是这样来问我，为什么不去考？虽然没有抱希望，但是也去考了。结果想不到第一次就考过了，当时化学院大概有六七个人考，我是第一名，是真真正正考试出国。

邓汝温先生近照

在我身后，还有一位永远支持我的妻子。在西安工作的妻子，想一家人团聚，便想将我调入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给我发来调函，但是我对兰大有深厚的感情，我想留在兰大，留在这片挥洒青春的萃英门。妻子执拗不过，便也跟着我来到了金城。在持续的政治理论学习中，我不断加深对党的认识，提高自身政治修养。虽然自己因为有海外关系不能入党，但我积极要求家人向党积极靠拢，儿子在我的鼓励下，成功加入中国共产党。

留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度过这一生，我从不后悔。这72年来，我见证了祖国的发展，我在艰苦奋斗中坚守热爱，我也在祖国的发展中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张维信：我和兰大的三十多年

个人简介：张维信，男，1923出生于甘肃靖远。1949年在兰大地理系学习，1953年毕业后在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任职，主要研究方向为冰川冰缘演化以及冻土研究。任职期间先后担任中国地理学会冰川冻土分会常务理事、甘肃省环境科学理事会以及民盟兰大总支副主委。科研成果丰硕，第四纪冰川冰缘环境演化的研究项目获甘肃省高科技成果一等奖，1:100万西宁幅地貌图的研制项目达到国际水平。1985年获兰州大学教师教学质量优秀奖，曾评为兰州大学各民主党派、侨联、台联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做贡献表彰大会的先进个人。

1949年11月，我正式成为兰州大学的一名学生，在地理系学习。入学时，学校会让我们每一个人签署《入学保证书》，我看到保证书上写的几行字：“要遵守一切规章制度，要遵从师长教诲，如因犯规则开除”，我不禁开始思考这是怎样的一所大学。未曾想到一纸保证书，让我和兰州大学结下了三十多年的不解之缘。

1976年9月，张维信在拉萨大昭寺

1953年，在接受了四年的系统学习之后，毅然决定留在兰州大学，为母校做点建树，我成为资源环境学院的一名老师，从助教到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

我教授的课程有普通自然地理、冰缘地貌等。在教授理论的时候，也十分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学生们需要有理论的基础架构，但绝不是关起门来就能把研究做好的，得走出去、动起来。

在暑期前期，我会带上学生们进行为期十多天的地貌实习，让学生们亲眼看看书中出现的各种地貌的实物。然而，青藏高原的气候反差是极大的，一会儿阴湿高寒，一会儿燥热难耐，学生们和老师们都经受了不小的考验。每天出发前，我们几个老师都会和同学们半开玩笑道：出门要带上充足的水，不然可就回不来了。

1982年，几位毕业生在我的影响下选择去西藏工作。我一直鼓励学生们要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看到自己培养的学生能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实现个人价值，我想这也是作为一名老师莫大的荣誉。

1984年5月，地质地理系部分教师留影。第一排有李吉均教授、张林源教授、张维信教授、艾南山教授等。（摄影：宋明琨）

在兰大的这几十年，虽然没有取得多么伟大的成绩，但也算是为兰大做了一些小事。为了提高基础学科理论，我在1954-1953年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进修普通自然地理学。在教学过程中，我深感教学材料的贫乏，于是联合兰州大学、原铁道部西北科学研究所共同翻译了一本俄语版的《普通冻土学》新教材。我参与的第四纪冰川冰缘环境演化的研究获得了甘肃省高科技成果一等奖。

在1:100万西宁幅地貌图的研制项目中，我们同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表研究所完成了陕甘宁四省区地表区划，这也为当时经济建设的发展提供了应用价值。实地调研的条件是艰苦的，我们带着锅，晚上回不去的时候就搭上帐篷，架起锅，用汽油喷灯照着做饭。当时，许多老师和学生的食欲受到了高原反应的影响，然而唯独我一个人吃得香，大家也因此打趣地喊我“肥味老师”。

1987年，我向学校提交了退休申请，我和兰大因一纸保证书相遇，也因一纸退休申请告别兰大。在兰大匆匆三十多载，实现了很多目标，获得了一些荣誉，但最终都归为对兰大依依的不舍和深深的情感。

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如今我已98岁了，我的一生见证了祖国的各种兴衰时刻。惟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日益幸福，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何秉贤：此心安处是吾乡，不辞长做新疆人

个人简介：何秉贤，1931年出生，浙江兰溪人，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授。1950考入兰州大学医学院五年制医疗系，1955年前往新疆，后于新疆医学院内科工作，教授，博导。是新疆现代心内科的开创人之一，获得第六届“黄宛心电学奖”，擅长心血管病专业研究和心电学研究。荣获第五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德模范，“2018年中国最美医生”称号。

何秉贤与患者交流

1949年，18岁的何秉贤在上海参军并随军支援大西北，担任了部队的文化干事，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一年之后考入兰州大学医学院，进入五年制的医疗系开始学习系统的医学知识。虽然仅参军一年，但是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成为了何秉贤一生的行动宗旨。

“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两句话赫然留在何秉贤的大学毕业志愿书上。这个来自江南水乡的小伙子怀揣救死扶伤的理想，和其他13名毕业生随着汽车的颠簸前往戈壁滩的深处。他说:“得知分配到新疆的消息非常兴奋，我认为是很自豪很光荣的事，说明党组织信任我，才会让我到艰苦的地方去。”

何秉贤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新疆医学院附属医院（即现在的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1956年前新疆心血管现代医学方面几乎完全是空白的，没有心电图机，没有技术支持，我们也没有上级医师，且资料匮乏。”

为了更好地推动新疆医学发展，何秉贤被卫生部选派到北京阜外医院、协和医院进修组织人事关系等一并转到北京。本可以留在北京的何秉贤没有丝毫犹豫便回到了新疆：“组织上送我来进修，是为了更好地建设边疆。为新疆各族人民群众服务，是国家的需要，也是我个人的心愿。”

何秉贤回到新疆，也带回了先进的医疗技术。当年，他就做出了新疆第一份心电图，开展了第一次心导管等检查技术，成功安装了第一个心脏起搏器。他将所学知识与临床经验结合，撰写出了一部50多万字的著作——《临床心电向量图学》。这是我国第一本自己的心电向量诊断教材，至今仍被视为权威在沿用。之后，他斩获了“黄宛心电学奖”等心血管领域的重要奖项。

有了名气，国内外不少医疗机构以优厚条件邀何秉贤前往工作。那个时候，各方面落后的西部省区留不住人才，“孔雀东南飞”现象很普遍。何秉贤一一回绝了来访的人。他说:“我在新疆习惯了，离不开，况且新疆需要我，那里的病人离不开我。”

他用“此心安处是吾乡 不辞长作新疆人”形容自己。身边的人都清楚，他亲历了新疆医疗从一穷二白渐渐发展到现代水平。年轻时“让各族群众病有所医”的理想，已经成为何秉贤毕生奋斗的目标。

2018年，学校领导看望何秉贤校友

65年来，何秉贤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医疗骨干，有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等等，这些学生现在已覆盖全疆各县市医院，甚至乡镇卫生所。他逢人总是讲:“在新疆，走到哪儿都有我的学生，这是一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事。”

天山有雪莲，常年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中傲霜斗雪、顽强生长，当地少数民族视之为奇珍药草。在他们眼里，何秉贤犹如一朵不枯的雪莲，65年扎根天山，65年默默绽放，60年散发芬芳。

杨汝栋：感恩现在，青出于蓝更胜蓝

个人简介：杨汝栋，1933年4月生，甘肃临洮人。1953毕业于兰州大学化学系，后留校任教，现为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无机化学领域的教学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非三价稀土化学和稀土配合物化学。

杨汝栋先生近照

1933年，在甘肃临洮一个普通家庭，我哭喊着来到了这个世界，作为家中独子，父母将全部心血倾注于我，让我读书识字明理。学习使我感到充实与快乐，更开心的是不断的学习让我找到了自己非常喜欢的事物——化学。

1950年高中毕业正赶上解放后第一届高考招生，为了继续求学，我与同伴一起进兰州赶考，徒步两天、路遇土匪都是小事，好在最后顺利参加了考试。我的第一志愿是兰大化学系，第二志愿是师大化学系，最终与兰大化学系结缘，从此到未来的五十多年间，兰大化学系成了我的第二个“家”。

那时候条件艰苦，当时兰州周围的山都是光秃秃的，整个兰山只有一棵老榆树，白塔山上一棵树也没有，偶尔有一两株蓬草。市里都是土路，溏土足有半尺高，没有公交车，通行都是靠马车。到了冬天宿舍非常冷，有的学生都冻病了。

除了这，还缺水，那会儿没有自来水，学校就用马车从黄河拉水过来，蓄到水泥池里澄清，供学校师生日常使用和实验教学。

当时化学系有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有机化学4个教研组，十几位教师，教材都是从外文课本翻译过来的，实验条件更是简陋，做有机实验没有磨口仪器，只能用软木塞塞住，软木塞又是多孔的，漏气，怎么办呢，就拿做粉笔的石膏糊住。虽条件艰苦竭蹶，但教学丝毫不打折扣。左宗杞、陈时伟等留学归来的化学大家都是亲自授课，教学内容很丰富，同学们学得也很认真，实验内容非常多，要整整做两个学期，老师们要求也非常严格，考试采取的是口试的方式，老师把试题做成卡片，让我们抽签口头作答。

每位老师都认真负责，我记得最清的是我的科研启蒙老师韦镜权教授，也是我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韦教授是国内有名的工业化学家，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完成了“催化氢化棉子油”的相关课题，也正是这次经历激发了我的科研兴趣，是他把我带进了科研的大门。

1953年我顺利毕业并选择留校任教，刚开始从助教做起，为学生答疑、辅导作业，后来可以独自授课、做实验，再到后来有能力指导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多年来我只要求自己一条：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

在兰大任教的五十多年，带了一茬又一茬学生，也见证兰大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在无机化学领域，尤其是稀土方向培养出来的学生输送到了全国很多地方，北京、广州、包头、甘肃等各个地方的研究所、稀土公司都有咱们兰大人。

现在好了，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富强，人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富足，教学条件、实验条件都赶上了，我希望青年人能体会到老一辈的辛苦，感恩现在的条件，能够做到更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勤奋学习，有所作为。

田多麟：我们这辈人是跟国家一起走过来的

个人简介：田多麟，1928年出生，甘肃民勤人。1950年考入兰州大学经济系，1956年毕业后留校任经济系秘书工作4年，后因经济系从兰州大学转出，历经辗转，在甘肃省财经学院、化工部兰化设计研究院等单位工作。在兰州石化四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获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田多麟兰州大学毕业证书（摄影：李晖）

我们那一代人都是过着苦日子过来的，我只是其中一个，住着“土房房”、吃着“面糊糊”长大的普通人，幸运的是赶上了新中国成立后招收首批大学生，让我有学上、有书读，让我的命运发生了改变，是祖国培养了我，我也见证了国家一步步走到今天。回望过去的90多年，真是改天换地啊！

小时候我家家风就严，祖父曾当过县长，品格高尚被邻居尊称“田三爷”；父亲是燕京大学法律系高材生，他们从小教我知耻明理。后来考上兰州大学成为1950级经济系的一名学生，兰大校风淳朴，教我勤奋刻苦。当时新中国刚成立，生活条件、教学条件都很艰苦，那时候从兰州大学校长林迪生到每一位学生，喝的水都是用马车从黄河边拉过来的，经过简单沉淀就可以喝了，倒在碗里时还往往带着黄土。老师和学生还经常同穿一件衣服，当学生要参加活动了，老师就把自己的西装借给学生去穿。

条件虽然苦，但是对于学习我们可从来不懈怠，读书机会来之不易，除去每天老师要求阅读的《资本论》等书籍外，我还多要求自己每天读100页书，不完成就不休息，每天下课打好饭就往图书馆冲，当时就是一心学习，为的是响应国家号召，服从分配，就算逼着自己也要读下去。这么多年过去了，年轻时候养成的习惯老了也就改不了了，每天不读书看报浑身不舒服。

1956年毕业后我就留校担任经济系秘书，后来因为经济系从兰州大学转出，接着到甘肃省财经学院、化工部兰化设计研究院等单位工作。现在想想我一生还算能说出口的成就可能就是在兰州石化四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当时组织上还给我安排了四次疗养，我很感谢组织啊。惭愧的是，学校培养了我这样一个学生，但我为学校没做出多大贡献。

田多麟佩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摄影：李晖）

说说近年来最让我开心的事就是获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说实话受之有愧，我也没做啥。70多年前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欢送会都开完了，本以为是板上钉钉，但因弟弟已经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一家只能去一个男丁，我因为没去成伤心生病还休学了两年。相比那些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士，我真的受之有愧。

我经常跟孩子们说，不要总是想着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想想你为国家做过什么。我们这辈人是跟国家一起走过来的，年轻的时候两个人、两条被、两件校服就成家了，后来一家十几口人，看着孩子们利用国家提供的机会，进修、下海、出国、创业，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谁知道得过什么日子啊！我就是个普通人，干好了职责内的工作，我一直感谢党、感谢祖国！

（策划、统筹：法伊莎采访、整理：李蕾、吴丽燕、顾植敏资料来源：兰州大学档案馆、新华每日电讯、天山网、“我把兰大化学故事讲给你听”系列活动第三期、“我们兰大人”第52期)

来源：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

编辑：王瑛

责任编辑：许文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