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正兰，赵毅衡

“美学”与“艺术哲学”哲学美学历史美学三个分支的长期纠缠，在中文中造成的困难特别严重，这个学科名称混乱，在西文中造成的争议也严重，但远不如在汉语中那样到了令人苦恼的地步。中文“美学”是西语aesthetics的翻译，却是一个极不方便的译法。①原因是中文借用日文，采用意译，从而固化了aesthetics的意义，而其哲学美学历史美学三个分支他国家采取拼音转写，意义可以作复杂解释。当其他国家的学者重新定义aesthetics为“艺术哲学”，甚至回返“感性研究”时，中文很难变化其意义，因为字面已经固定为“对‘美’的研究”。这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也不是在术语上吹毛求疵。许多与当今文化有关的课题（例如本文最后会说到的“泛审美化”）之所以不容易理解，与提法本身有关。究竟什么是（在今日这个词切实指称的意义上）“审美”？这不得不牵涉到aesthetics这个学科在谱系学上经历的一系列演变。本文虽然篇幅有限，但还是不得不从头说起。

① 西语 aesthetics 在各国语言中拼写略有不同，基本对应。为方便讨论，本文只用英文拼法。

一、“美学”还是“艺术哲学”?

创用aesthetics的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Alexander G. Baumgarten, 1714-1762），用此词的希腊词根“感性”（aisthesis）发展出此词。鲍姆加登自己明确指出他发明的这个学科名，兼指三层意义：“作为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和与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对以美的方式思维过的东西所作的共相的理论考察”（鲍姆加登1987：13-15）。这话说得有点复杂，他的意思是aesthetics这学科是“对感性的研究、对美的研究、对艺术的研究”三位一体，但是重点在“感性”。此后经过一系列学者的努力，到康德的《判断力批评》一书，aesthetics才成为哲学的一个自成系统的部分，专指“关于美的研究”。在古典美学看来，艺术的目的就是表现理想的美，艺术即美，因此aesthetics讨论美，与讨论艺术，冲突不明显，甚至可以说并行不悖。尤其是在浪漫主义时代，“美”几乎是“艺术”的同义词。在康德那里，aesthetics的确是“美学”，其重点在于与“真”和“善”的对比，其关键问题是“美的判断”（judgment of beauty） 。如果我们的aesthetics停留于对康德的研究，那么这套词汇可能问题不大。但即使在翻译康德《判断力批判》时，邓晓芒依然主张要根据上下文分别译为“美学的”与“感性的”，当两个意义兼有时，用“美学（感性）的”（邓晓芒2014：2）。在他的译文中，这样的加注译法，已经相当无可奈何。哪怕在美学的源头康德那里，“上下文分辨”并非都能说清。

不久后学界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许多哲学家，认为这个学科应当集中于“艺术哲学”。黑格尔之后，19 世纪下半期起，“艺术学”（Kunstwissenschaft）清楚地从aesthetics分离出来。德国的“现代艺术学之父”费德勒明确提出：“美学的问题与艺术哲学的问题根本上不同。”（36）他认为艺术是一种“纯粹的视觉形式”（同上）。此后，20 世纪初，马克斯·德索（Max Desoir，1867－1947）等人建立了独立的艺术学学科体系，早年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博士的艺术学家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1909-2001），是这个学科传统的发扬光大者，他们都把“艺术”大致限定在“美术”范围内。

对“分家”起了更重要的推动作用的是艺术实践：现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艺术作品并无“美感”，也不给接收者以“美的愉悦”。有学者认为到了20世纪下半期，西方“美学”与“艺术学”重新合一（张泽鸿90），恐怕没有理解美国为中心的“分析美学”实际上是艺术哲学。aesthetics在美国从来不发达，分析哲学占主流的英语世界一向拒绝认为此学科核心词是“美”。早在 1923 年，奥格登与瑞恰慈就在《意义的意义》一书中，用几乎一半篇幅证明“美”是术语无法界定清楚的典型。1978年，美国美学学会主席门罗·比厄斯利（Monroe Beardsley）明确指出：“艺术哲学在今日史无前例地繁荣，aesthetics这个术语也被广泛接受为这个学科的称呼，但是aesthetics越发达，这个词就越成问题”（Beardsley 723） 。① 他列举了几种“错误用法”，其中之一就是“与艺术没有关系的用法”。他认为这种用法“会使我们的整个事业失去根基，因为本来就是艺术作品（artworks）的存在才让我们进入这门学科”（同上）。

实际上，这个学派的领袖、艺术哲学家丹托，曾连续著文反对艺术哲学讨论“美”，为此他与一系列美学家发生争论（Higgins 281）。1996年，他著长文反驳主张讨论“美”的同行（Danto 1996：284），此后的一系列文章在2003 年形成专著《美的滥用》（The Abuse of Beauty，2003）。此后他干脆把现代艺术的这种倾向称为“仇美症”（kalliphobia），认为现代艺术实际上是“对美的背叛”（Danto 2004：24）。这一派的另一位领袖卡罗尔也明确说：“20 世纪，aesthetics的大部分工作都与界定艺术有关”（2010：10） 。

他们用aesthetics此词，相当可能的原因是简短好用，philosophy of art这个词组太累赘（在德语中是一个组合词Kunstphilosophie）。aesthetics此词本来就多义，学者们在名义下讨论艺术哲学诸问题，没有多少违和感，他们实际上是指艺术哲学，福斯特甚至干脆说艺术哲学应当是“反美学” （Foster 1998－12） 。如果讨论的人大家心里明白，aesthetics一词实际上就是“艺术哲学”，倒也不妨将就，毕竟在当代，坚持在aesthetics名下讨论“美”的学者已经不多。

可以冒简单化的风险，把aesthetics学科范围复杂的历史总结一下：

在该词发生的最早阶段，它的三个意义并存：“感性学”“美学”“艺术学”。但是在18世纪欧洲学界的实际研究中，这门学科的核心词是“美” 与“艺术”并存，因此才有康德总其大成的美学体系，集中讨论的是“美的艺术”哲学美学历史美学三个分支；

从黑格尔到费德勒，19 世纪，尤其后半期，德国思想界逐渐采用范围比较精确的“艺术学”或“艺术哲学”。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虽然泰纳等人已经转而采用“艺术哲学”，克罗齐等人依然用aesthetics，研究范围兼顾“美学”与“艺术学”。德国思想界至今坚持“艺术哲学”这个传统，最特立独行的海德格尔，也坚决反对将艺术归入美学，他称此种混淆为应该批判的“现代五大现象”之第二项 （1996：885－886）。

在英美语言分析哲学影响下，从20世纪60年代起，艺术学者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学派analytical aesthetics，成绩卓著，但是他们强调此学科并不讨论脱离艺术的“美”，而一直是在专注地讨论“什么是艺术”。这个学派的名称analytical aesthetics中译为“分析美学”，实际上违反这个学派一再明确声言的宗旨，只是中文别无其他翻译方式可选。

以上说的这个局面虽然混乱，大致上还是不难理解，因为西语aesthetics 一词，原来就是语义多重，可以容纳多种理解。但是从中文而言，这个局面还必须理得非常清楚，因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中的一系列问题由此而生。在中国，这个学科一开始就叫“美学”，核心词一清二楚，没有aes-thetics那样含混有意的可能，下一节会详说这是 20 世纪初仿照日语意译的结果。宗白华1920年代留学德国，师从著名艺术学家德索，回国后坚持讨论艺术哲学，几乎不谈“美学”。40 年代后略作让步，但依然坚持“艺术学”独立于“美学”；在他之前留德的滕固也采取同一立场。而朱光潜留学英法，他在爱丁堡大学的导师是康德专家史密斯，他又潜心研究意大利克罗齐的直觉主义美学著作，他觉得“美学”这个中文学科名称很适用。

建国后，50年代划定专业，哲学之下设有“美学”，而“艺术学”没有被教育部体系认定。朱光潜接受周扬的分配、编写《西方美学史》时，宗白华被分配编写《中国美学史》。学科体制称为“美学”，就不再有人提出独立的“艺术学”。蔡仪的解释在当时是有权威性的：“美学不同于艺术学，是艺术学的基础。没有美学就没有完全的艺术学”（1982：23） 。也就是说，艺术学是美学的一个分支，美学包括艺术学。2013年教育部把艺术学单列为一大门类，其中艺术学理论作为一级学科，艺术哲学与美学的关系又变得极其复杂。毕竟，要写出一本自成体系的著作，或一本条例明晰的教科书，就不得不说清楚其核心问题是“美”还是“艺术”。

听起来这似乎只是一个用词问题，无关宏旨。高建平在一篇讨论文章中强调认为，对西文某些特殊用语必须“硬译”，坚持使用此术语，直到国内学界最后明白其西文的对译意义：“如果将讨论的范围限定在学术著作和学术术语的翻译之内，那么，我想作肯定的回答：中文就是要跟着西文走。中国古人讲究做学问有两条道路：‘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就是要取‘我注六经’的做法，尽可能忠实地将西文中的意思传达出来”（2011：14）。这个立场我绝对同意，这也是本人处理理论术语多年坚持的立场：要确立术语，只能坚持，不宜“权宜”而变动不居。

但是中文（以及日文汉字）有一个全世界都没有的困难：中文非拼音，习惯用意译。某些西文术语意义过于复杂，无法在中文中找一个统合的意译词，一旦译定就不可能保持复杂意义。不幸的是，aesthetics是典型之一，本节上文已经描述了这个词原义含混，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又剧烈变化。但是一旦采用拼音，学界就有另行廓清意义的权力。

这就把我们引到aesthetics卷入的重大历史纠葛，即为什么中文用“美学”作为这个学科的固定称呼？而且其核心概念是“审美”？

① 文中所引译文，凡未说明者，均为笔者自译。

二、“美学”与“审美”

上文说过，这问题是日文汉字和中文特有的：一旦意译，就把意义敲定了。日文首先把aesthetics译为“美学”，把aestheticization译成“审美”。黄兴涛曾对“美学”这个词在中国与日本出现的过程作了出色的考证（2000：34） ：来远东的传教士最早用过“美学”这个译名，而最早引介aes-thetics的是日本哲学家西周，西周创造了大批中日两国至今在使用的哲学基本术语。他根据孔德的学科分类法，译aesthetics为“善美学”。后来西周又曾用“佳趣论”“美妙学”等语词。1883年日本学者中江兆民（又名中江笃介）翻译出版了《维氏美学》，是法国学者维龙（Eugene Veron）的L’esthetique一书的日译本。这是“美学”一词的最早使用。1897年康有为介绍日本学术的《日本书目志》，首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维氏美学》（1987：589）。中国最早采用“美学”一词，是张之洞《奏定学堂章程》，设在“建筑学”之下。王国维争辩说，应当设在哲学之中。这场辩论是“美学”在中国20世纪成为显学的开始。

而“审美”一词不久就频繁出现于日文文献中，1881年森林太郎（即森鸥外） 和大村西崖将德国唯意志论哲学家爱德华·冯·哈特曼（Edward von Hartmann）的《美学》编译为《审美纲领》，作为东京大学、庆应大学等校的《美学》授课讲义。注意森鸥外的译著：德文原文只是Asthetik，经由他的手变成“美学”，又变成了“审美学”，进入日本大学的教学体制。森鸥外在 1900 年出版著作《审美新说》，使此词在知识界普遍使用。夏目漱石1903 年的小说《三四郎》已经用了“审美眼”（审美眼光）。由于森鸥外与夏目漱石这两位重要作家对中国思想史发生过重大影响，“审美”一词很快就成了中文中的定式表达。

最早“审美”一词出现在各种留学指南书籍中。吴汝纶1902年《东游丛录》介绍了日本大学的“审美学”（王宝平，吕长顺 1999：324），这门学科的专业设置大部分是美术与音乐训练。既然“美学”主要是为了提升国民的文化素质，而日本大学的“美学”等于“审美学”。早在王国维的著述中，就有此译名。王国维于 1904 年刊于《教育世界》74 号的“汗德（康德） 之哲学说”一文中，有这样的句子：“故汗德之哲学分为三部：即理论的（论知力）、实践的（论意志）、审美的（论感情）”（2007：69）。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使用“审美”一词， 而且显然是师从“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同上） 而借来的日文。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学者对“审美”一词似乎存有戒心，使用并不多。翻阅蔡仪的著作，很少用“审美”一词，他讨论的是“美感”（2002：5-78）。李泽厚20世纪50年代的著作，主要也是谈“美感”。他在 1956 年发表于《哲学研究》的第一篇美学论文“论美感、美和艺术”一文中，没有用“审美” （1950：54）。但后来在 1963 年发表于《学术研究》的论文“审美意识与创作方法”中，就已经开始大量使用“审美”一词（1980：368）。而到《美学四讲》，“审美”就包揽一切：最广义的“美感”等于“审美意识”，广义的“美感”等于“审美经验”（aesthetic experience） ，狭义的“美感”等于“审美感觉”（aesthetic feeling），（1989：66）。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1981）一书，也用“审美”来谈“美”，第一章标题为“审美对象”，第二章标题为“审美意识”。王朝闻还将自己的一部著作题为《审美谈》（1984）。1981 年《朱光潜文集》作者在读毕校样时，作了一个第一卷校读“补记”，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西文中的aesthetic，在我早期的论著中，都译作‘美感’，后来改译为‘审美’。后者较妥”（1982：19）。

看来是随着“思想解放”的大气候，以及康德美学的再度盛行，“审美” 越用越多，美变成了主观态度、主体能力，“美”就是被“审”出来的。至今汉英或日英词典，明注着：“审美”的意义是“对美的欣赏”（appreciation of beauty） 。而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艺术哲学界的主流（即以“体制-历史派” 为代表的“程序主义”）大抵认为：艺术是文化的“体制-历史”机制的产物，也就是说，是一种在社会文化中一类特殊符号文本具有的、客观存在的品质。如今“泛”入整个社会生活，引发了当代文化的一个基本构造方式巨变，这才触发了当代文化的危机。这究竟是人们对生活中的事物主观态度的变化（老百姓在生活中越来越多地审视出“美”），还是当代文化客观的表意方式发生了巨变（日常事物越来越增添装饰）？这是当代文化研究的要害，不得不辨明，因此，这个“审”字，关系重大。

现代汉语偏爱双音词，使用一个单音节词“美（的）”有时候别扭，“审美”好听而方便，字通句顺，译文流畅，“审美”成为有关 aesthetics 一统天下的关键词。但是此种统一翻译造成许多难堪的说法，例如美术讨论一张aesthetic face 的五官比例，只能是“美的面孔”，说成“审美面孔”，几乎荒唐；进化论讨论物种的形态变化，获得“aesthetic traits”以吸引异性，只能译成“美的特征”，译成“审美特征”似乎物种为人类而变化，人再努力去“审”，也无法让某种蝴蝶的后代长出更美的翅膀; 数学上讲“aesthetic role”，指数学推演简洁清晰之“美的效果”，不应当译成“审美效果”。至于各种体裁艺术的“aesthetic quality”，必然有其形式特征，不可能只是“审美特征”；音乐舞蹈上讲“aesthetic measure”，指和声、节奏等，只能译成“艺术手段”，译成“审美手段”从何说起? （袁杰雄、谭欣宜 2017：121）

不久艺术理论成为“审美”的一统天下。加尔布雷斯的“aesthetic reality”概念，译成“审美现实”显然不妥：主观审美心理如何变成“现实”？显然以译成“艺术现实”为宜；同样，博得利亚的“hyperaesthetic”概念，译成“超艺术”比译成“超审美”为妥。因为博得利亚说hyperaesthetic是“威胁生存的现实”，既是客观的严重社会现实，却成了人们主观上“审”出来的问题，是否弄错了方向？上面提到的比厄斯利演讲反对aesthetics越出艺术之外，他的发言的标题“In Defense of Aesthetic Value”显然应当译成“为艺术价值辩护”，但中文的译法恰恰是“为审美价值辩护”，置题目与内容打架于不顾。

三、“艺术”还是“审美”?

更麻烦的是，30年前的“审美”似乎还有条件，先有美才有审美：“有了美的诞生，才有审美心理；有了审美心理，才有审美创造，才有审美对象”（李泽厚 1981：32），近30年中国学界更倾向于强调主体性，美已经被看成是“审美活动”的结果，“审”的意味就越发清晰：“现实的、特定的审美活动能否形成，关键在于审美主体及其对象化活动”（朱立元 1992：75-76）。美学就是审美活动的研究，因为在中国，“美”已经与对象的艺术品格没有关系，而是主体的生成物。刘旭光正确地指出：“当代美学理论的问题在于，美和艺术实际上离异了，对艺术的欣赏和审美实际上是两种行为，可是理论上还是只用‘审美’一个词”（2011：45）。

而“审美”用于太多场合，在后现代又遇到新的问题：当代文化的“泛审美化”（pan-aestheticization），或称“日常生活审美化”（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以及由此引起的全球性“文化危机”，几年前在学术界曾经是个热闹题目，近几年讨论的人少了一些，不少人依然称为“泛审美化”，也有不少人用“泛艺术化”（伏飞雄 2008：65），二者数量大致相当。应当说，“审美化”这个含义不清的称呼，妨碍了这场讨论。时至今日，随着数字化与人工智能的推进，此社会现象更加变本加厉。如果人工智能写诗作画谱曲，也要靠人们主观“审”出美来，那么人工智能凌驾人类的危险，至少在艺术上没有可能。

“泛审美化”与“泛艺术化”一词之差，对问题的理解就大不相同，解决之道也就会根本不同。它不仅牵涉到我们所生存于其中的文化，究竟怎么会变成今日之局面，更关系到这个文化究竟会向何处去，演变成如何一种形态。如果问题是日常生活“泛审美化”，全体人民都来“审视”美，从而社会产生出很多“审美”活动，这有什么害处？看出的美多了，至少有助于提高“幸福指数”？全民提高“美学”修养，谁也不能反对。我们的疑惑只是：“泛审美化”是否真的让各社会阶层都开始怀抱“审美心态”，对日常生活处处投以欣赏美的眼光? 这可是人类的巨大精神飞跃。

一旦我们考察日常生活的“泛艺术化”，情况就不同了：泛艺术化，一切社会活动都被当做艺术，或者万事万物都添加了艺术色彩，这的确造成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在物-符号-艺术符号三联体中，物的符号化已经造成符号泛滥，现在又跃入艺术符号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商品赚钱，越来越依靠广告、依靠包装），社会文化则全面娱乐化，这后果的确很严重，需要学界仔细讨论。另一个重大后果是艺术将无路可走，艺术功能以使用功能与实用表意功能为背景，与它们呈反比例增长。如果整个社会“泛艺术化”，艺术就失去非艺术这个定义自身的他者。

先前也不断有人想象过全社会艺术化：1958 年中国大跃进时代的“全民写诗”，似乎可以看成“革命浪漫主义”的美谈 （赵毅衡 2009：159） ；同一年，大洋对岸加尔布雷斯《富裕社会》一书兴奋地预言，未来的社会艺术的比重越来越大，“这意味着将出现一个艺术现实（aesthetic reality） ，即社会成为一件艺术品”（Gailbraith 1958：162） 。这就不是“泛审美化”带来的人心问题，而是艺术过于泛滥造成的社会文化质变。

刘旭光提出另一种建议：所谓“泛审美化”的讨论，只能回向 aesthetics的最初源头。他认为此词，“只能译成‘泛感性化’［……］‘泛感性化’是后现代文化拒绝‘深度’、只停留在感性层面的一种体现。而博得利亚的 hy- peraesthetic，译成‘过度感性化’更恰当”（2011：51）。应当说，这个提议很有启发意义，让我们看问题多了一层眼光，说到底，aesthetics 的确有这层意思。当初提出这个问题的的德国美学家韦尔施，也是要求回到鲍姆加登的“感性学”，借此在后现代“重构美学”。这样一来，中文译文的问题就更复杂了：我们最后不得不在每一处单独辨明各位学者究竟在指什么，然后讨论的对象就消失于aesthetics译名大战的尘埃之中。

或许是时候重新考察一个多世纪前从日文中借来的“审美”了。这个用得太顺的词，让我们用而不察，熟视无睹。可以用排句雄辩铿锵道来，但是面对当今社会文化的变迁，又是那么纠缠不清。虽然这个问题根子出在借用日文，这里应当补充一句：日语是一半表意，一半拼音。万一到了表意说不清楚之时，可以回到拼音。所以“美学”与“审美”，在日文中虽然也有简洁之利，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转而使用“エステーティク”或“エステティクス”。就中文而言，恐怕只能就其意义分别称呼，讨论美的称为“美学”，讨论艺术的称为“艺术哲学”，讨论pan-aestheticization现象，就称为“泛艺术化”。这不是个翻译问题，因为今日的“泛艺术化”，在中国不输于世上其他国家，应当好好讨论。

当然，笔者不会狂妄地质疑“美学”一词，这是中国现代哲学一个值得骄傲的传统，必须发扬光大，况且语言无对错，以从众为则。我只是建议使用者要明白自己在讨论什么。这样不至于把“审美”当作一个方便的词望文生义。在讨论复杂的艺术问题时，尤其在牵涉社会文化大势时，谨慎区分或许不是无事生非。就如 symbol一词双义（赵毅衡 2013：5），现在国内译者已经细辨其义，分别译作“象征”与“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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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Zehong. “The Unity and Separation of Aesthetics and Art in Modern Context: Taking Zong Baihua as an Example”(xian dai yu jing xia yi shu yu mei xue de fen he zhi zheng-yi zong bai hua wei li). 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2014):9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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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 Yiheng.“Ｒedefining Signs and Semiotics”(chong xin ding yi fu hao yu fu hao xue). International Journalistic Circles 6(2013):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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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Reading Red-Flag Folksongs: A Look at the All-Nation Culture”(chong du hong qi ge yao: shi kan quan min he yi wen hua). More Meaning than Language: The Formal-Cultural Approach.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159-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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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 Guangqian. Collected Works on Aesthetics (zhu guang qian mei xue wen ji). Shanghai: Shanghai Art ＆ Literature Pres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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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 Liyuan. The Puzzle of History and Aesthetics (li shi yu mei xue zhi mi). Shanghai: Xuelin Press, 1992.]

本文为2018年度四川大学中央髙校研究项目中期成果之一，亦为2018年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与中华文化全球传播学科群创新基金项目（XKQKXK02）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