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十几年学历的囚徒困境，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呈几何倍数增长。

文/郜晓文

近日学历的囚徒困境，复旦大学发生了一起惨案学历的囚徒困境，数学学院书记王某遭该学院老师姜某割喉学历的囚徒困境，当场死亡。据消息人士的信息，姜某是该校人才引进人员，为期六年的科研任务考核不合格，将面临解聘，而王某当天是代表学院宣布这一决定。

暴力当然要受到谴责，但案件也引发人们对高校青年教师（俗称“青椒”）工作和生存压力的关注，特别是对“非升即走” 高校人才制度的讨论。

“非升即走”（up or out）制度是仿照美国大学终身教职制度（tenure track）而建立，引入国内已近二十年。按照该制度，大学引进人才首先签订三年合同，三年后中期审核，通过则续签三年。六年后，引进人才需要评上副教授，副教授理论上就是终身教职，不能转成副教授就意味着离开。

美国的大学授予终身教职通过率较高，大概在90%以上。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博士毕业生数量连年攀升，加上国外毕业的博士也成批回国，业界市场消化不掉，高校学术就业市场变成完全的买方市场。

2004年，全国有2.3万名博士毕业，那一年，博士人数首次在《中国统计年鉴》中作为单独门类统计。2018年，博士毕业人数突破6万名，同年，近10万人被录取为博士生。短短十几年，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呈几何倍数增长。

在《文凭社会》一书中，美国学者兰德尔·柯林斯描述了“文凭通货膨胀”的现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水涨船高。当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某一教育文凭或学位时，其价值也就随之下降。”

在这种背景下，高校希望借“非升即走”建立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截至目前，全国39所985高校中，已有至少34所施行了“非升即走”制度。人才引进“水涨船高”，议价权转到了高校手中，造成了高校人才的相互踩踏。

2018年，武汉大学第一批三年合约到期，69人只有6人通过评审，通过率不到10%。各高校具体政策不尽相同，但大致都是以三年为一周期，严苛的条件与残忍的离开机制结合。

这无疑给新晋“青椒”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2016年，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教师李思涯对该院院长甘阳暴力相向，指责后者“拖延青年教师职称晋升”，导致自己被迫走人。而在本案中，姜某没有通过的正是为期六年的科研任务考核，即将面临解聘。

心怀科研梦的高校青年教师困于“非升即走”的人才评价系统。前段时间，一篇名为《绩点为王：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的文章刷屏网络。学生因“内卷”而迷茫，教师因找不到潜心治学的学生而苦恼——一语道破当下大学现状。

以研究“蚁族”著称的学者廉思在新著《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一书中，将青年教师比作“工蜂”：工蜂常常以数倍于雄蜂的数量担负整个蜂群的劳动，一生都在采蜜，而知识分子一生都在工作。工蜂是蜜蜂中最累的，大学青年教师则是学术体制中最辛苦的。

据此书披露，受访青年教师感觉“压力大”者占比达到72.3%，科研任务、教学任务、家庭经济收入是学历的囚徒困境他们背负的“三座大山”。一边是高校通过“非升即走”，最大限度地从“青椒”身上获得发文和项目数据，在排名上获得亮眼的成绩；另一边，伴随“青椒”科研压力一起到来的，还有他们的身心健康问题，不安的人际关系，和由此带来的社会隐患。

“非升即走”造成了高学历人才内卷，其后果是大量人才资源的浪费。

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制度，“非升即走”制度在美国也饱受争议。每年高校都会引进青年教师，即使是优秀人才，也总会有被淘汰的末位者，无形之中，给青年教师增加了沉重的压力。“非升即走”的人才评价制度，对于提升青年教师的科研积极性有一定的作用，但重压之下则产生变形。复旦命案敲响了“非升即走”畸形制度的警钟。

青年人才是社会最宝贵的资源，尊重人才、爱惜人才、善用人才，才能焕发他们的创新热情。青年教师付出了长期艰辛的努力，高校理应尊重和善待，给予基本的人文关怀，让他们生计有保障，科研有成就感，教学有幸福感，即使退出学术也该得到体面安排，而不是冷冰冰的功利对待。

（作者系本刊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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